我们都知道，儒家是门积极入世的显学，讲究经世致用。所以自董仲舒成功忽悠瘸了汉武帝刘彻、搞了一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就统治了华夏达两千年之久。可以这么说，在此期间内王朝可以更替，皇帝更能轮流做，但儒家却不能倒，也没有任何一家学说可以替代。

从汉到清，儒家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最高端的存在，没有之一

而且甭管当皇帝的是汉 人还是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或者蒙古人、满洲人，都拿这个铁打的现实没辙。即便背地里再怎么骂骂咧咧，明面上也只能乖乖的供奉孔孟等先贤，再用贵官厚禄笼络他们的徒子徒孙——谁要是敢不这么干，保证他的江山立马乱套。

那么儒家治国两千年，效果如何？

结果就治出来个“存天理，灭人 欲”。

这一由程颐、程颢兄弟提出并由朱熹发扬光大的，被儒家视为治国安邦的思想法宝，自然有各种高大上的解读。但其实质，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原本大家每顿只有一碗饭吃，勉强果腹。然后儒家说放着我来，保证你们不但吃饱还能吃好。于是在这帮家伙一顿操作猛如虎之后，大家发现每顿就只剩下半碗饭吃了，饿得嗷嗷直叫。

这时候吃得肥头大耳的儒家又站出来了，教训大家说你们为啥觉得饿？就是因为你们的道德修养太差劲了，你看看我们这些德高望重的正人君子咋就不饿？

才不是因为刚造光一桌子满汉全席的缘故呢！

那么要怎么做才能让自己不觉得饿呢？当然要修身养性，要安贫乐道，要努力做一个正人君子。永远正确的孔夫子不是曰过“君子固穷”吗？儒生们历尽艰辛，终于让你们少吃了半碗饭，可不是听你们喊饿的，而是为了把你们塑造成君子啊！

这份苦心造诣，就问你们感动不感动？

老李的这句台词送给朱圣人，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所以“存天理，灭人 欲”的实质，就是儒家治国在别的方面不说，起码在搞经济这一条上完全失败。为了给自己找补以及挽尊，脑洞大开的“朱子”干脆无限拉高道德标准，要求大家降低乃至消灭在经济生活中的各项需求。这样一来，是不是就没人说儒家治国不行了？

反正就是再饿也不许喊。谁喊谁是忘八蛋，让我们一起用口水淹死他吧。

别看我成天调侃儒家，但我必须承认在诸子百家当中，儒家是最符合古代中国国情，也是最适合拿来经世致用的。

但问题就在于，儒家是门缺乏经济主张，或者说主张完全错误的学派。

儒家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不懂经济，而是排斥甚至反对经济建设

在治政上，儒家主张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在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在伦理上强调三纲五常，在文化上追求微言大义和重史传统。即便在饱受诟病的对外关系上，儒家普遍主张的尊王攘夷、大一统等观点也是积极的、进步的，甚至两汉时的公羊派还弄出来个非常极端的大复仇理论，堪称是凶猛绝伦，丝毫不见保守。

可在经济领域呢？除了重本轻末和重义轻利，还有什么玩意？

其实也有。只不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嘛，所以在儒家看来这玩意要是讲多了，自己就“不干净”了，自然能不讲就不讲。不过在不得不讲时，我们还是能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老王能打动赵顼、让这位因“三冗”难题穷得都快当裤子的皇帝支持变法，主要就是靠一个非常神奇的保证，即“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一听到这句话，王安石的老冤家司马光当场原地炸毛，立即站出来大加驳斥：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传第九十五》）

在我们后人看来，王安石所言才是正解，而司马光则是名副其实的大反派。其实就当时那个时代而言，情况正好相反。

司马光看上去像个大反派，但真正的反派不是这位涑水先生，而是儒家思想

正如砸缸兄所言，自古以来儒家就认为天下的财富是有数的，即“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就像一块蛋糕，就那么大，官府多切一块，百姓就得少吃好几口。所以包括司马光在内的最正统的儒生都是主张薄赋而反对聚敛的，这本就是儒家仁本恤民思想的体现。因此对王安石借变法的名义扩大朝廷干预经济力度的做法，他才会产生本能的反感。

事实上对于司马光的观点，王安石是无力辩驳的。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跳过争论环节强推变法，这就愈发激起反对派的怒火，使得党争愈发激烈，终致不可调和。

为啥？因为人家司马光说得有理有据——起码在大宋朝是可以说得通的。

我们都知道北宋脱胎于五代，而五代又是个什么玩意？军阀割据，朝不保夕，改朝换代如同家常便饭，谁的拳头大就是爸爸……

反正那就是个唯有兵强马壮者方为天子的时代。

可要想多招兵、练精兵，前提就是得有钱有粮。所以五代军阀们绞尽脑汁的横征暴敛，恨不能看见老百姓喘口气都去收上一笔税。这样竭泽而渔式的做法注定是无法持续的，而且弊大于利。可问题是李存勖、石敬瑭们今晚睡上一觉都不知道能不能再见着明早的太阳，所以哪还顾得上这些？

两宋之富庶是出了名的，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个刮地皮能刮出火星子的横征暴敛的王朝

宋太祖赵匡胤也是五代军阀出身，所以甭指望他摇身一变就成了白莲花。尤其是北宋开国之后，对外要一统中原，又先后跟契丹、西夏打成一团；对内为了收回兵权以及收买人心，动辄就大洒金钱赏赐文武百官，同时还给大宋朝的官儿们开出了古今中外最高的薪酬。就拿大清官包拯来说，他每年从赵家皇帝手中取得的合法工资收入，按粮价折合为人 民币的话可高达数百万元之巨——话说换成你我是老包，在这种情况下也没必要去贪 污了吧？

事实上何止是老包，虽然两宋的奸佞出了一大堆，但贪 官污吏还真不算多，起码比明清差远了。

这么海海的花钱，可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答案当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了。反正五代时收的各种苛捐杂税，北宋能收的一个不落，实在不能收或不好意思收的，也得换个名目继续把钱弄到手，比如官营制度。

自从管仲提出“官山海”这个天才主意以后，此后像秦、西汉、三国、唐（安史之乱以后）以及元、明、清等朝都对特定商品实行官营制度。但各朝由官府垄断经营的，大多只集中在盐铁等少数利润巨大且攸关民生的商品，唯独在大宋朝是个例外——甭管啥玩意只要卖得好、赚得多，官府就不顾吃相的扑上去全盘霸占，谁再敢私贩就是重罪，被砍了脑袋都是活该。

别的朝代搞个盐铁官营都得被骂出翔，可在宋朝但凡赚钱的买卖都必须官营

所以除了盐铁外，像酒、茶、矾、布、果、香料以及其他矿产，在两宋统统由“国营企业”包圆，私人严禁涉足。像北宋国都汴梁中最豪华的“会所”——樊楼，原来叫矾楼，本是矾业行会的所在。因为北宋造纸业发达，而白矾又是造纸不可或缺的原料，自然需求量大、交易火爆。于是朝廷就得了红眼病，悍然宣布将矾业收归国有，私人不许干。这样一来，矾楼才不得不改行，没想到又干成了大宋朝酒店业的标杆。

至于官营产业嘛，我们如今都知道有个叫“国企病”的东西，在一千多年前就更是病入膏肓。反正只要啥玩意一官营了，就立马变得效率低下、成本高企，而且提供出来的产品也质次价高——您还别嫌弃，一般人没点门路还买不着呢！比如说食盐，官营售价动辄高达每斤50文（按粮价折算大致相当于人 民币50元）不说，要是一斤盐里边只掺了二、三两土的话，都算是官老爷大发慈悲。而西夏所产的滩盐，不但质量高出百倍，而且售价低至每斤6～10文——你我要是大宋百姓，会选“国产”还是“敌产”？

傻子都知道怎么选。于是乎在临近西夏的关中等地区，官盐压根没人买，导致朝廷的财政收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这可怎么办？好办，朝廷直接规定凡走 私食盐超过20斤的，一律处死——看你们要钱还是要命，还敢不敢不吃官盐？

为啥古人会冒着砍头危险贩私盐？因为现代人想象不到其中的利润有多大

其他官营产品也是大同小异。比如茶，北宋设置“博买务”，垄断收购民间物产，比如茶农就只能将茶叶售卖给指定的官商，否则一律治罪。于是有恃无恐的官商就勾结官府，拿陈米以极低的兑换率交换茶叶，从而获取高额利润。而茶农因此入不敷出，纷纷破产。

爆发于北宋淳化四年（公元993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就是因为茶农王小波被博买务逼得走投无路才造了反。这场起义最终席卷了大半个四川，打得北宋朝廷痛不欲生，最终不得不取缔了博买务。

所以哪怕如今我们都觉得司马光的那套“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的理论是歪理，但却是北宋铁打的现实。而甭管我们的教科书上将王安石变法讲得有多么符合时代发展的规律、是多么进步的表现，但其初衷其实跟博买务那一套没有区别，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就是要为国敛财。

所以老王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根本无法说服司马光，没准他自己都底气不足。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几乎没有哪个朝代认识到发展经济，才是一个国家长盛不衰的根本。

当然这个锅，必须得由儒家来背。

要说古人都不知道发展经济，未免也有以偏概全的嫌疑。

发展经济、过好日子是人的本能，这是不分古今中外的真理

商鞅变法，奖励耕战，才让秦国国富兵强，最终一统宇内；西汉文景之治，攒出了堆积如山的钱粮，才给汉武挥鞭的勇气；唐初用一连串的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盛世，才开启了盛世大唐的华彩篇章；两宋极度重视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才为这个以军力孱弱闻名的王朝续命了300多年；而明朝若非有张居正变法，恐怕不等满洲人崛起就得玩完；清朝要是没有雍正皇帝搞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也不用等红毛鬼杀进国门怕是就要民变四起、国将不国了。

但从上述例子中，我们会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在今天，国家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保障民生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 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只有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国家才能强大，即便在某些方面还存在问题，也会在逐渐发展中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为解决问题争取时间。而不会突然间爆发一场危机，一不小心就把国家给整崩了。

可在历史上，几乎就没有一个朝代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平民百姓的。或者说就算有，也是捎带上的，而非本意如此。

像商鞅变法就是为了诸侯争霸，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军粮，鼓励人口增长就是为了弄到更多的士兵或者说炮灰。至于老百姓是否因此多吃或少吃一碗饭，人家才懒得管；而在号称钱多得花不完、粮食多得吃不完的文景之治中，老百姓过得是什么样的日子？

答案是暗无天日，猪狗不如。

古代搞经济，目的也仅是富国强兵，跟老百姓没啥关系

别以为我在瞎扯——在文景之治最繁花似锦、热火烹油的时候，晁错的一篇《论贵粟疏》却给我们揭示了在朝廷大发其财的背面，那无比丑陋的一幕：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上》）

被儒家吹捧了两千年的文景之治尚且如此，其他的就更不用提了——在古代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就是所谓的“治世”或“盛世”，翻遍史书大概有近百个。当然其中大部分只是徒有虚名，哪怕是少数有真材实料的，其实还不如文景之治，否则还不得被士大夫们吹上天？

比如明朝的永乐盛世。在史书中我们看到在朱棣的治下，大明朝完善了各项制度，实现了迁 都、疏浚了运河，派郑和下西洋、派陈诚出使西域，编纂了永乐大典。朱老四还亲自出马，南征北战，开疆拓土，将大明朝的疆土拓展到了极盛……然后老问题又来了，永乐年间的老百姓，又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们能看到的是，为了筹集满足朱棣雄心所需的巨额资金，大明百姓在永乐年间所需缴纳的税赋足足是洪武年间的2.4倍（《明代的财政制度变迁》，边俊杰著）。洪武十 八年（公元1385年）时朱元璋拼尽老命才收上来2089万石税粮，不到20年后的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那个逆子居然就能收到了3100万石，增幅将近50%。

要知道以当时落后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平，这样的增长速度堪称是爆炸式的。

永乐盛世的背后，是无数大明子民的血泪

是大明朝突然掌握了天顶星科技？别扯了，还不是朱老四把地皮都刮出了火星子！

即便如此，对花钱大手大脚的朱棣来说也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又把主意打到了大明宝钞头上——反正这玩意就是一张纸，那就撒开欢印呗。于是他便开动大马力印钞机，缺多少钱就印多少。

我们都知道一个基本经济常识，那就是钱是不能乱印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乎原本与铜钱等值的大明宝钞，到了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就贬值到1贯钞只能兑换20文铜钱了，后来干脆一文不值，擦屁 股都嫌硬。

也就是说，所谓的永乐盛世，是建立在朱棣将全国百姓的财产搜刮一空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盛世”注定了只是个空中楼阁。所以等他一死，接 班的朱瞻基在整个宣德年忙活的只有两件事，一曰撤军，二曰弃土，永乐盛世的成果统统毁于一旦。

他要是不这么干，信不信大明朝立刻烽烟四起、没几天就亡了？

所以一个又一个铁的事实，给以司马光为首的儒生竖立起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天下财富的总量是恒定且有限的，官府多拿一点，百姓就少收一块。如果官府拿得再多一点，百姓就要吃不饱肚子、就会造 反，然后就要国将不国了。

按当时的主流观点，王安石才是大反派，司马光绝对伟光正

这也是他坚决反对王安石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理论依据。在司马光看来，王安石要干的，不过是商鞅、文景们的翻版，最终都是死路一条，反正绝不会成功。

事实上他也没错——王安石变法后不到60年，北宋就亡了。

另一个不知是否为巧合的巧合，就是张居正新政后70年，大明朝也没了。

当然明朝这码事纯属是倒霉——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实物税为货币税的前提，是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东西方贸易大发展，西、葡等殖民 国每年从全世界开采的金银等贵金属有近七成流入明朝以换取丝绸、瓷器等奢侈品。这就导致了民间出现“米贵银贱”的现象，一条鞭法的出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可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起，欧洲爆发了惨烈的三十年战争，导致东西方贸易基本断绝。失去了流入白银的支持，大明朝出现了通货紧缩，于是“米贵银贱”变成了“米贱银贵”，必须交货币税的一条鞭法瞬间就成了恶法，导致农民纷纷破产。

赶巧又摊上了小冰河期，高迎祥、李自成们便活不下去了，努尔哈赤、皇太极们不得不南下打工……这样一来，大明朝不完蛋就是活见鬼了。

今天我们都知道要发展经济，一是靠国家政策支持，二是靠科学技术保障。后一条在古代可以忽略不计，毕竟秦朝的技术水平是个什么熊样，到了清朝也大差不差，铁制农具在春秋战国时已经应用，而到了明清时在用木制农具的农民仍遍地都是……

那么前一条呢？

历代搞经济的绝招——美其名曰道法自然、黄老之术，实际就是啥也不管

现在只要不是傻瓜的都知道，一个国家初建，百废待兴，该首先集中力量干点啥？当然是搞经济建设啊！

可我们我们翻开史书，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朝代，哪怕是开局最好的，基本也就干了这么几件事——一曰君明臣贤不折腾，二曰休兵偃武少打仗，三曰崇尚节俭不奢侈，四曰劝课农桑兴水利。有的可能还有五曰、六曰，但都不重要，基本可以总结为8个字，即“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翻译成更直白的话，就是只要官府滚远点，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

反正就没个集中精力拼经济的。就算拼了，目的也不是单纯的为了经济，而是为了稳定统治者的地位或者攒钱打个仗啥的。更多见的，则是不把猪养肥了，大家伙过年吃啥？

文景之治是如此，昭宣中兴是如此，开皇之治是如此，开元盛世是如此，（宋）仁宗盛治是如此，仁宣之治也是如此——如果今天的政 府这么干，会被指责为懒政惰政。可放在几百上千年前摊上这样的官府和官员，那老百姓绝对是走了狗屎运……

所以小农经济才又被叫做自然经济。官府一乱插手，它就不自然了，自然要完蛋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近代前的历朝历代，都没正经发展过经济？

以今天的观念和认识去看，这个结论虽然不足以服众，但也不是说不通的。

站在上帝视角我们会发现，历朝历代的治乱循环几乎就是一毛一样的

从秦到清，历朝历代的更替基本都是一个套路的循环——开国时百废待兴，皇帝老儿和地主老财即便想刮地皮也刮不出多少油水，通常会暂时收敛欲 望，眼光长远的还会出点血放水养鱼。所以一朝之初常出治世，就是这么来的。而有的朝代的统治者控制不住自己的贪婪，还没等老百姓缓过劲来就大肆搜刮，往往就熬不过这个坎儿，比如秦、（西）晋、隋就是这么亡的。

一旦能熬过这个关口，为上位者就开始收割了。只不过有的朝代还能拿这笔财富干点正事，比如汉、唐、清等朝开国150年后还能开疆拓土、击败强大的外敌。而如宋、元、明等朝的统治者一旦手头富裕了，就开始文恬武嬉，眼里只剩下杯子、银子、妹子，那还能有个好就是咄咄怪事了。

而欲 望的闸门一旦打开，但凡是个凡夫俗子都没有将其重新关上的毅力，只会将口子越开越大。为了满足不断上涨的贪欲，统治者只会更加疯狂的搜刮百姓，于是乎到了开国200年以上，没有哪个朝代还在干正经事。拼命的寻 欢作乐，拼命的兼并土地人口，拼命的腐化堕 落，直到最后大家一起玩完。

在今天，国家也会遇到危机。而一旦到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大多数头脑清醒的政 治家不用别人提醒，都知道该怎么办。

比如在30年前的灯塔国，比尔·克林 顿在竞选总统时嘲讽对手（老布 什）时说的那句话——笨蛋，问题是经济啊！

这厮几乎是近30年来唯一正常的美国总统

可在我们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朝的统治者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每到要完蛋的时候，他们只会更加疯狂的刮地皮，让局势愈发的不可收拾。

然后，就开始了另一个循环周期。

典型如唐玄宗李隆基。他刚登基时也曾励精图治，任用贤臣、巩固边防、重视农桑还严于律己，结果不但扭转了武周以来政局动荡的局面，还整出个史无前例的开元盛世来。

在今天，如果经济增长进入一个爆发期，那么所有人自然而然的想法都是再接再厉，把日子过得更好。可在那个治国就是为了敛财、敛财就是为了富国强兵的时代，面对“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的盛况，李隆基想的却是这么多羊毛薅一辈子也薅不完，那朕为啥还要继续努力？

于是他干脆直接躺平，一度连皇帝都懒得当了：

“我不出长安且十年，海内无事，朕将吐纳导引，以天下事付（李）林甫，若何？”（《新唐书·卷二百七·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李隆基这么干的后果我们都知道，不但把皇位给躺没了，连最心爱的女人都没保住。

但这个锅该李隆基背吗？他自然有责任，但更该被谴责的，则是儒家。

隐藏BOSS隆重出场

毕竟从汉武开始，皇帝可以轮流做，但儒家却是始终屹立不倒的。甭管是自主选择还是没得选，历朝历代治政的指导思想和宗旨原则，其实都是儒家的那一套。

可问题是，儒家几乎全能，但偏偏玩不转经济啊……

从孔老夫子开始，就没搞出过啥稍微像点样的经济理论，甚至可以说连基本雏形都欠奉。所以历代最忠实的儒家信徒，如王莽、朱允炆之流的要搞经济改 革，都会不约而同的想到井田——毕竟夫子说了，只要复古，一切搞定。而他老人家最推崇的西周，好像也就弄出个井田这种老古董吧？

当然大多数的儒生都知道王莽和朱允炆的脑子瓦特了。夫子曰过的那些玩意平常拿出来当羊头挂就够了，真要上锅炖，炖出来的一定是狗肉味儿……

可问题是儒生的脑子再清醒，也改变不了他们本质，那就是说就天下无敌，做就无 能为力。既然自己不行，只好继续翻故纸堆，重温老祖宗的教诲。

儒家经济思想的核心，就是义利之辨，简单说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卷二·里仁第四》）。

你看，追求利益的都成小人了，我们这帮君子哪还有脸搞经济？

其实综合来看，孔子并不反对追逐利益，只是要求取之有道而已。他甚至鼓励弟 子（子贡）经商，认为要重民足民、藏富于民，民富国即富：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卷六·颜渊第十二》）

这是不是有点现代经济理论内味儿了？

老夫子应该背锅，但不该全背

可问题是夫子写的每一个字，徒子徒孙们都能弄出千百种解读。解着读着，味道就变了。

从董仲舒开始，儒家子弟开始不断的强调义利之间的对立关系，即“道正谊不计功利”。反正只要你是儒家信徒，就必须鄙夷那股铜臭味儿，否则就不配当君子。

可是儒家还得治国啊，不搞经济哪来的钱，还治个毛线啊？

为了正大光明的敛财还能自圆其说，夫子的“民富论”就被改头换面成了“国富论”。毕竟给朝廷搞钱说起来还挺理直气壮的，起码比给自己搞硬气得多。

至于最后搞到谁的兜里去了，要你管！

儒生们这么一搞，历朝历代治乱兴衰循环不休的原因，是不是就找到了？

可以说，没完没了的王朝更替，都是儒家治国失败、不会搞经济的结果。

一回两回没人看得清，可总这么搞个没完，傻瓜也能看出儒家的本事不行了吧？所以从隋唐起，儒家就愈发不受待见，无论理论建设还是权势地位都陷入了低谷。

自北宋开始，儒家开始更新理论以自救。像什么“理学三先生”（即石介、胡瑗、孙复）、“北宋五子”（即即周敦颐 、张载 、邵雍 、程颢、程颐）纷纷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试图完善儒家治国之道，起码也得自圆其说吧？

终于朱子横空出世，用一个“存天理，灭人 欲”解决了这道难题——人人少吃半碗饭，换我大宋多苟好几年，多么天才的主意啊！

可问题是你朱子也是研究哲学滴，难道还不清楚人要是没有欲 望，还能称之为人吗？

真正的最终BOSS终于现身

所以这种压抑人性的主张，除了能忽悠忽悠傻了吧唧的皇帝和愚民外，还有谁信？否则朱子你老人家怎么还去扒灰（这事有争议哈）？

所以自理学大兴，该治乱循环的照旧治乱循环，唯一的改变就是人心愈加败坏。以前的坏人还算得上真小人，可自宋明以后，则是伪君子一统江山。

毕竟在少吃半碗饭这码事上，大家都想让别人干，自己是绝对不会愿意的。

事实上在朱圣人还没凉的时候，就有不少人觉出不对劲了。所以韩侂胄才毅然决然的弄出来个庆元党 禁，试图将道学这个怪物扼杀在娘胎里，只可惜出师未捷老韩倒反被史弥远给刺杀了。经过蒙古人百多年的瞎折腾后，明朝的士大夫也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于是以心学为代表的各种披着道学外衣实则反道学的学说开始粉墨登场，开始争夺思想战场的主导权。可以说晚明的乱局，别的都是表象，思想的混乱才是本源。

所以朱家皇帝才在手握俩王四个二的情况下，让闯王进了京、满洲入了关。而接手大明江山的满洲人的死穴，就是文明程度太低，对思想战这种高端局连入门的资格都没有。但问题是人家手里提着刀，非要进的话靠那帮一辈子连只鸡都没杀过的书生秀才能拦得住？

不过满洲人靠蛮力只能进得了场，却无法靠蛮力入局。那咋办？好办，全盘照搬老朱家的作业呗。

事实上要是将清朝君臣脑袋上的辫子改为发髻、长袍马褂换成乌纱团衫的话，基本上分不太清楚他们跟前朝有什么差别。所以既然老朱家把理学高高的供起来，姓爱新觉罗的也照做不误，还不许别人反对，谁反对弄死谁。

于是乎以往的治乱循环照旧治乱循环，直到武昌城的一声炮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