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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战背后的真相

在华盛顿及其他地方关于贸易政策的激烈辩论中,关税常常被视为政府干预全球贸易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手段。它们容易量化,容
在华盛顿及其他地方关于贸易政策的激烈辩论中,关税常常被视为政府干预全球贸易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手段。它们容易量化,容易被政治化,并且在双边谈判中也容易被运用。 但这种对关税的过度关注是误导性的。它掩盖了各国塑造自身国际贸易关系更根本的机制。因为一个国家的国内消费与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必须与其对外贸易的不平衡保持一致,所以任何影响前者的事情都会影响后者,反之亦然。关税只是政府用来改变国内不平衡状况的众多工具之一。 与大多数此类工具一样,关税的作用是将收入从消费者转移到生产者。但由于其影响显而易见,关税往往成为最具政治争议的工具之一。相比之下,当今世界许多最具影响力的贸易干预措施并非以关税的形式出现,而是以看似与贸易无关的政策选择形式出现。财政政策、监管体系、劳工政策和制度规范等都会影响收入分配以及经济的消费与生产平衡,从而对全球贸易产生深远影响。 要理解为什么关税会受到如此不合理的关注,了解其显眼性至关重要。关税是贸易谈判中的一个具体条款,它影响着进口商品的售价。它容易被识别,容易被利用,容易被撤销,而且与贸易的联系非常直接。但正是这种简单性,使得关税在政治上具有显著性,但也使得它难以作为衡量整体贸易政策的有效指标。 收入转移 从本质上讲,关税是对进口商品征收的税。通过提高进口商品价格,关税赋予国内生产商价格优势。这可以促进某些行业发展,并保护就业。但这种好处也伴随着代价:消费者需要支付更高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最终结果是,收入从家庭转移到企业,而这种收入转移会降低家庭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从而降低消费占总产出的比例。 这种从消费者向生产商转移收入的做法,正是贸易干预的本质。无论是通过征收关税、给予税收补贴还是通过压低工资的劳动法,其结果都是国内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这也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如果对消费征税,对生产给予补贴,净出口很可能增加。反之,如果政策将收入从生产商转移到消费者,净出口很可能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影响家庭消费与总产出之间平衡的政策,都会影响国内储蓄与国内投资之间的平衡,因此实际上也是一种贸易政策。 以汇率政策为例。当一个国家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本币低估时,其效果与征收关税相同。本币贬值使得进口商品更贵,出口商品更便宜,从而补贴生产,增加消费税。与关税一样,这代表着收入从净进口国(家庭部门)转移到净出口国(可贸易商品部门),只是转移方式是通过汇率而不是关税。 金融抑制也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在那些银行体系主要服务于经济供给方的国家,压低利率实际上是对净储蓄者(家庭部门)的收入征税,是对净借贷者(生产部门)的信贷补贴。通过将收入从前者转移到后者,它会在国内消费和生产之间造成不平衡——就像关税或低估汇率所造成的那样。这最终表现为净出口的增加。 战略性补贴 税收和监管政策的作用也类似。政府可以对战略产业提供直接或间接补贴,例如建设符合制造业集群需求的配套基础设施。这些措施可能并不违反国际贸易规则,但它们会改变经济体内的相对激励机制,从而产生与传统保护主义相似的效果。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或提高生产吸引力,这些措施最终达到同样的目的:通过内部调整来影响外部贸易格局。 甚至劳动力市场结构和社会制度也可以成为贸易干预的工具。例如,在中国,户籍制度长期以来一直压低工资水平,降低居民消费。尽管户籍制度的主要目的是管理城镇化,但它通过限制国内需求相对于国内供给的增长,直接影响着中国的贸易平衡。 类似的效应也体现在鼓励环境破坏(通过牺牲健康成本来提高企业利润)、限制工会活动、压低最低工资或削弱工人议价能力的政策中。通过抑制工资增长和限制消费相对于生产率的增长,这些政策会产生与关税类似的失衡,但其影响更加隐蔽。 这种更全面的视角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在保持较低关税的同时,贸易顺差却持续存在。这些经济体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生产而非消费,无论是通过制度安排、储蓄激励还是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结果都是一样的:如果国内需求不足以消化国内生产,这些国家就必须通过贸易顺差来将国内需求不足的成本转移到国外。 关键在于,贸易失衡不仅仅取决于边境贸易情况,它也是经济内部结构的结果——包括收入分配、居民消费与企业生产的比例以及政府如何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隐性干预 当各国政府推行优先投资而非消费、优先资本而非劳动的政策时,无论有意无意,它们都在进行隐性的贸易干预。如果贸易顺差国优先保护本国生产者而非消费者,那么与它们进行贸易的贸易逆差国实际上也在优先保护消费者而非生产者,无论它们是否愿意如此。 仅仅关注关税是片面的。这掩盖了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并可能引发适得其反的反应。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所论证的那样,一个多元化经济体持续出现贸易顺差,通常就足以证明存在扭曲贸易的干预措施。这些扭曲是否由关税造成并不重要;事实上,如果贸易逆差国提高关税能够缩小贸易逆差,那么这反而可能促进更自由的贸易。 世界各国不应该仅仅批判关税,而是需要更全面的贸易政策理念——超越表面上的关税争论,深入探讨各国如何分配收入。如果贸易失衡最终源于各国如何分配资源,那么解决这一问题就不仅仅是签署双边协议或采取保护主义措施那么简单。它需要各国调整经济结构,将权力与资源更多地分配给那些能够推动可持续需求的人群。 世界需要一种更全面的贸易政策理念,它应该考虑到各国如何分配经济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