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的一个傍晚，广九铁路的终点站人声鼎沸。南下淘金的年轻人挤在检票口，手里攥着硬板车票；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吆喝客人的黄牛横冲直撞。在这样的喧嚣中，一位头发花白的中年妇女离开了人潮视线，自此消失整整二十八年——她叫尧菊梅，湖北钟祥人，时年五十五岁。

尧菊梅的身世，放在共和国的时间坐标里看，几乎是一部微缩的世相史。1938年，她出生于江汉平原的一个贫寒农家，那一年正值抗战烽火燃遍华中。十来岁时，她在合作化运动中背上竹筐跟着生产队下地；二十岁不到就挑起一家老小的生计。三年困难时期，她把蝗虫、树皮都尝了个遍，“只要娃不饿，我什么都能吃”——这是儿女后来常提起的一句话。

六个孩子里，四儿两女，排行最小的老六出生在1975年，正是计划生育初推行的节点。这位最受宠的儿子1989年技校毕业后南下，在广州一家电子厂里做工。尧菊梅却始终放心不下，家里有客来，她总要指着泛黄的毕业照说：“小儿，从小瘦得跟竹竿似的，外头能照顾好自己吗？”这种惦念，终于被一名同村后生利用。那人满口答应“帮忙捎口信”，却先抛出一句重话：“婶子，你家老六在广州穷得连饭都吃不上。”

母亲心里一沉：“他咋就混成这样？”对方见状立刻提出“借点路费，顺便给小兄弟捎去”。尧菊梅却反将一军：“我也去。”她没身份证，便央求邻家五婶借来一张。三百元私房钱塞进衣襟，她跟着对方踏上了南下的绿皮车。车厢里混杂着油烟味和咸鱼味，她始终拽着那张来路不明的车票，眼神里写满焦虑。

抵达广州后，骗局很快被戳破——老六根本没有流落街头，他正值青壮，在工厂做车间主管，住集体宿舍，日子虽清贫却绝谈不上吃不上饭。谎言揭穿时，尧菊梅只是拍拍儿子的肩：“你瘦了，妈带了点咸菜，晚上加个鸡蛋。”爱子心切，让她对那名骗路费的后生也没追究。只是回家的念头变得更急。

老六请了请乡里老乡帮忙，买两张回汉口的火车票，再租辆面包车送母亲进站。人太多，老人站不住，他让母亲在售票厅门口一张木椅上歇着。临走前叮嘱：“妈，别乱跑啊，我排完队就来。”他怕耽误车次，只能匆匆奔向长龙。六小时后，票到手，人却不见了。空荡荡的椅子像一记闷棍，敲得老乡满脑嗡鸣。

广州市公安局接到报案，随即调看了当时有限的黑白监控，但拍到的只是模糊的背景。尧菊梅使用的“借来身份证”没有购票记录，这条线索当即中断。老六发出电报，湖北故乡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大哥孙学奇在电话那头愣了半晌，只冷冷地丢下一句“马上到”，次日拎着简单行李奔赴广州。二姐本在汉口医院做护士长，连夜交接班；三弟远在洛杉矶谈并购，立刻改签机票。六个人，用最快的速度会合在荔湾区一间廉价旅社，白炽灯昏黄，墙上已贴满母亲的照片。

1990年代的寻人，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手机定位。子女们能做的，无非是四处贴小广告、守火车站、托媒体。广州街头，那张印着“寻母启事——尧菊梅，女，55岁，湖北口音，不识字，身高一米五四”的黑白传单，被电线杆、公交站牌、甚至垃圾桶贴得密密麻麻。录音喇叭循环播放：“妈，我们在找您！”

1995年，寻人努力仍无结果。有人提议去电视台。南方台的《今日关注》、广东卫视《帮忙热线》，全都留下过尧菊梅的名字。观众来电此起彼伏：有人说在肇庆看见过；有人说在韶关见到一位酷似婆婆的老太太。子女们轮流赶往现场，雇摩的、转绿皮车、走山路。一次次希望，一次次空手而回。

2001年，大哥孙学奇辞掉在老家的国企工作，把一家老小搬到广州。他买了辆二手面包车，靠跑长途挣钱，也方便随时“见车停车”，只要远远瞧见一位背影与母亲相似，立刻把车靠边。副驾驶是个破旧相册，里面是母亲各个时期的老照片，供他比对。出租司机调侃：“老孙，你那相册看得出神，捎带也别忘了找准路。”他笑笑，却始终没放下。

值得一提的是，三弟那时已是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执行长，英美两地飞来飞去。他并未缺席寻母战线。业务谈判间隙，他会突然接到大哥电话：“佛山发现疑似母亲，机票能不能马上回来？”他二话不说飞十四小时，到场后再陪警察走访，常常只是又一次“认错人”的结尾。

父亲的坚持更令人动容。老人留守老宅，院子里满是妻子栽下的老梅树。他每日里刷洗碗筷，“她回来，就能用得上”。2013年冬天，老人病重，于家人床边颤声道：“我先去下面给她铺炕，你们别停。”第二天清晨，他合眼而逝。

父亲的离世像是某种倒计时的提醒。家里的经济负担骤增，但寻找却不容松懈。兄妹商量后决定扩大信息面，“有钱能通神”。三弟拍板，拿出一百万作悬赏。这在当年的国内，足够买下数十套城中居民楼，消息一经发布，电话、传真、电邮雪片般飞来。有人说在汕头看见过，有人说在盐城见过，还有人寄来模糊照片。兄妹几个分头出动，常常头天夜里才落脚，第二天又匆匆动身。

遗憾的是，多年奔波只换来失望。线索一条条被否认，兄妹的鬓角却一年比一年白。2018年冬，广州地铁里仍能看到那张泛黄的寻人海报，胶带换了三层，字迹依然鲜明：如有线索，重谢百万。

在民政部门的失踪人口数据库里，尧菊梅的档案编号排在前列；在民间志愿者的微信群中，她的名字常被新人提起。熟悉档案的民警不止一次感慨：如果当年火车站有完整的视频监控，如果身份证联网系统早几年完善，结局或许不同。

有人问起原因，孙学奇低声说：“妈这一辈子，眼睛都在孩子身上。我们就算走遍千山，也得把她带回家。”这份执念支撑他们度过了漫长的28年，无论事业高低、家庭聚散，心底那块缺口始终存在。

现在，他们依旧分守各地：大哥在广州，二姐回了武汉开了家诊所，三弟常飞中美谈生意，老四在深圳做工程，老五当了人民教师，老六早已成了工厂合伙人。每年的腊月，兄妹们会相约同一辆车，从珠三角北上千里回到那座低矮土屋。他们坚持留一盏灯、一桌热饭。炉火噼啪，熬得人心头发酸。

时代早已更迭：火车站架起人脸系统，公安部“打拐DNA比对平台”覆盖全国，城市遍布高清摄像头。但不管识别技术多进步，想从茫茫人海找到一位没有身份证、不会普通话、或许已改名换姓的老人，依旧难若登天。搜索未果的日子里，他们学会了使用互联网、学会在自媒体平台直播讲述母亲的故事，也学会了承受电话那头一次次“认错”的苦涩。

然而，抹不掉的，是那份笃定。六个人常互相提醒：母亲离家时才五十五岁，即便算上平均预期寿命，也未必没有奇迹。他们相信，她或许就在某个小镇、某座山村，与周围人说着南腔北调的方言，笨拙地学着别人的生活。每当收到新线索，哪怕只是“某集市听到湖北口音老太太说想回家”，他们都会赶过去。车票夹在泛黄的身份证复印件里，随时可用。

这是一场跨越了世纪的寻找，也是一场子女与母爱的拉锯。时针不会倒转，但对于尧菊梅的六个孩子来说，时间不是敌人，而是考验。他们坚信，只要脚步不停，终有再见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