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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传》4.17开挖会通河

卷四、金元博陵运河开4.17开挖会通河清江浦上临清闸,箫鼓丛祠饱馂余。几度会通桥上过,更无人说宋尚书。北宋丘濬所写这首七
卷四、金元博陵运河开4.17开挖会通河

清江浦上临清闸,箫鼓丛祠饱馂余。

几度会通桥上过,更无人说宋尚书。

北宋丘濬所写这首七言绝句《过会通河有感》,所描述的会通河是一条自南向北,流经整个山东境内的河流。后来成为复航京杭大运河的主力河道。最初的会通河只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河流,南起泰安东平,北至聊城临清,中间又间隔陆路,主要方便于山东境内的河道漕运。

宋、金、元三朝时期,隋炀帝开凿的那条大运河已经有多处淤塞,南北通航一趟,需要走走停停,水陆交替,来回倒乘,时快时慢。尤其是中间要折向河南封丘,并不是直抵京师大都,即北京和杭州的直行航线,类似“<”小于号的曲折路线。

由于当时京师大都迫切需要与苏杭一带打通漕运直行航线。元世祖忽必烈的设想是从山东找条南北向河流,连接隋代大运河两端。选来选去,会通河被朝廷看好。《元史.志第十七.河渠一.会通河》记载:

会通河,起东昌路须城县安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于临清,以逾于御河。

当时的会通河从须城县,也就是现今泰安东平一带,向北到寿张,也就是今天聊城阳谷南部,北经东昌府。到达临清,与卫河水相邻。

这个设想起源非常早,在灭亡南宋之初,就已经有了这个假想。并做过摸底调查,忽必烈掌握了初步的情况。《新元史.志第二十.河渠二》记载:

至元十七年,江南平,置汶泗都漕运司,控引江、淮,以供亿京师。自东阿至临清二百里,舍舟而陆车运至御河,役民一万三千二百七十六户。

忽必烈在这段河道相邻的汶水、泗水分别设置了都漕运司,署理从江、淮之地大量的资源供给。然后走一段陆运,沿途可以调集当地13276户百姓帮助运送。

陆运除了沿途需要大量动员百姓参加劳役之外,关键有一段陆路极其不好走。这段路在聊城的茌平县。在《新元史.河渠二》记载:

经荏平县,地势卑,夏秋霖潦,道路不通,公私病之。

茌平这段陆路,地质不好,夏秋之际,雨多泥泞,难以行进。无论是官府,还是百姓,都诟病很多。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挖通直航京杭大运河的原因。

开挖运河是个大工程,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当时迟迟没有施工。一度陷入了开挖不是,不挖也不是的境地。很多人迫切期望运河早日疏通,元朝王谌就曾写下过一首《商行北燕经会通河舟中感怀》:

身离乡国经三月,路入关河已二千。远岱微茫秋色里,孤舟荡漾夕阳前。

愁来夜静挑灯坐,醉后身闲听雨眠。书剑十年成底事,羞言商贾向幽燕。

运河的开通不仅能疏通漕运,还能缓解汛情。朝中官员史官不关己,高高挂起,但地方官发现了淤塞导致的后患。在《新元史.河渠二》记载:

于是寿张县尹韩仲晖、太史院令史边源相继言开河置闸,引汶水达于御河,较陆运利相什佰。诏廷臣议之。

寿张县的县尹韩仲晖是第一个主张开挖大运河的大臣,虽然仅是小小县令,但格局远大,高瞻远瞩,因为当时的会通河,还属于汶水的一段,如果能连通运河,那么可以缓解汛情时期的水利隐患。

这也取决于寿张县处于金堤北岸,现今阳谷县的南部,自古以来都是水患高发地。相关河流的疏浚,有利于解决寿张县的水情隐患。再加上太史院官员边源也在朝中建言,才使得开挖大运河新河道重回忽必烈的议事日程。

按照史书的描述,忽必烈研究开挖运河的决议,其实仅仅用了一天,韩仲晖上午奏报,下午忽必烈就批复了。在《新元史.本纪第十二.世祖六 》记载:

是日,用寿张县尹韩仲晖议。自安山开河至临清以济运。

批准归批准,这么大规模的开挖工程,前期准备工作还是很繁忙复杂的,朝廷需要做一番细致的勘察测定。

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都漕运副使马之贞与令史边源,一起奉命前往山东,马之贞、边源一起参与绘图,上报了开河的可能性。时任丞相桑哥,根据绘图做了一笔预算。《新元史.河渠二》记载丞相桑哥奏报:

“安民山至临清,为渠二百六十五里。若开浚之,为工三百万,当用钞三万定,米四万石,盐五万斤。其陆运夫一万三千户复罢为民,其赋入及刍粟之估,为钞六万八千定,费略相当。然渠成,亦万世之利,请来春浚之。”

报上预算之后,忽必烈认为这次开挖运河十分值得,人力、物力成本可以接受,便开始准备挖掘新的京杭大运河河段。

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元世祖下令开凿山东运河,从东平安山西南开始,至临清抵达卫河,全长二百五十多里。忽必烈下令出资宝卷纸币一百五十万缗,大米四百石、盐五万斤作为征调壮丁的开工费用。

沿途征用河道沿岸每个县出壮丁三万人,计划建闸口三十一处。从开工到竣工,工程浩大,但是进展显著。《新元史.河渠二》记载:

以六月辛亥工竣,凡用工二百五十一万七百四十有八,赐名会通河。

这次大开河道,动用了2510748人,这条汶水支流变成了大运河主航道,忽必烈正式命名会通河。

丰富的人力资源,主要是抽调聊城当地百姓,二百五十多万人次的调用,挖掘时间实际仅仅用了一个月。在清代光绪《寿张县志.卷五.职官》记载:

通漕运,名会通河,唱二百五十余里,中建陂三十一度,高低分远近,以节蓄洩(xiè)凡六阅,月而工竣,比陆运利相十百。

二百五十里河道仅仅用一个月,元朝也展现了一把基建狂魔的高效率,当然古代的水利工程成本低,材质也很受局限。唯一的利好就是漕运的获利比陆路要高出十倍,甚至百倍。

这次南北通航,贯穿聊城的河流,初步打通了京杭大运河的北段,并顺利连接南段,河道引入的主要是汶水。形成了北自通州到泰安东平,再到江浙地区的运河河道。既然通航成功,很快便被利用了起来。

不过好事多磨,这条河实际只当运河使用了一年,被大自然考验了一下,便出了大问题。《新元史.河渠二》记载:

二十七年,以霖雨岸崩,河淤浅,中书省臣奏,拨放罢输运站户三千,专供挑浚之役。

在公元1291年,由于大雨倾盆,会通河的堤岸被大雨冲毁,流失的沙土重新淤塞了航道。中书省的大臣上奏朝廷,请求拨调淤塞河段沿岸的民户三千人,参与疏浚河道的劳役。

这条运河从汶水到运河,掐头去尾之后,河道主要位于聊城,因此朝廷为了防止再发生岸堤崩溃,便派遣了水监官员,率领令史、奏差、濠寨官等官员沿河巡查,提早防范溃堤问题的发生。

又过了一年,也就是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在元代水利专家郭守敬的主张下,京杭大运河进行了最后一段的疏通,京师大都和通州的一段河道完全开通。自此,北京与杭州终于实现贯通南北的彻底通航。

这样加速了运河沿岸城镇的快速崛起,最具代表性的运河城市就是聊城临清。九州四方的生意人汇聚临清,经商贸易,构成了工商为主题的运河文化。除了官府的官船,民间的商船、民船也享受到大运河的便利。《元史.志第十六.河渠一》记载:

自世祖屈群策,济万民,疏河渠,引清、济、汶、泗,立闸节水,以通燕蓟、江淮,舟楫万里,振古所无。

无数运河沿岸的百姓受益,清水、济水、汶水、泗水汇聚运河,并有多处水闸管理水利,京城与杭州相隔万里,而舟船往来不断,古往今来实属罕见。清朝康熙皇帝南行之时,曾经写下一首《南巡舟行会通河杂咏四首 其四》诗曰:

案读临清流,澄怀夕景悠。

敕几逢事少,吟咏敢忘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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