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20日，由施陶芬贝格集团策划的“瓦尔基里”行动宣告失败，作为刺杀目标的纳粹党魁死里逃生，旋即开始残酷的报复。

据元首近侍的战后回忆：盖世太保接到命令，要求将所有的处刑过程都拍摄下来，事后呈给元首观看。据说其中比较惨的，刽子手把大铁钩绑在钢琴线上，刺入囚犯的肚子，将其吊在空中慢慢等死。希特勒非常乐于观赏这个过程，甚至把它当成了一种娱乐节目。

这场清算一直持续到了二战末期，有数千人遭受牵连，其中就有他的心腹爱将，著名的隆美尔元帅。

根据资料：隆美尔曾是施陶芬贝格集团的座上宾，彼此暗中有所往来，且行动成功后，他也将在新的德国政府中担任陆军总司令一职。

显然，隆美尔不可能对这场暗杀不知情，可他选择了沉默。甚至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一下：隆美尔内心的良知早就压垮了忠诚，盼望着除掉希特勒，瓦解纳粹党，从而挽救德意志的未来。

站在希特勒的立场来看，从知情不报的这一刻开始，隆美尔便已无“忠诚”可言，其是否支持政变者，这一点已无关紧要；虽然决定赏赐这位爱将里面的退场方式，但在他眼里，隆美尔与那些令人憎恨的“变节者”，实则没有什么区别。

可以说，施陶芬贝格集团拟定的所谓“德国新政府”名单，事后沦为了阎王爷的生死簿，可其中却有一个例外：此人地位显赫，颇受希特勒宠信；与隆美尔一样，他也曾被政变者邀请到大本营做客，名字也赫然在名单之上。

然而蹊跷的是，此人的下场与隆美尔截然相反，不但躲过了清算，甚至元首对他的信任丝毫没有动摇，他便是第三帝国的军备部长，首席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

政变当天，施佩尔只做了一件事便一声不吭地实现了逆天改命，后来在纽伦堡审判时，他还将其称为“彻底的巧合”。

施陶芬贝格集团想要拉拢施佩尔是有原因的，首先一点，后者的能力很强。

1943年9月，德国遭受盟军战略轰炸，工业受损严重，施佩尔却巧施手段，令德国战争物资产量不跌反涨，达到历史新高。

后来有幸存者揭开了其中的秘密：施佩尔为维持第三帝国战争机器的高速运转，下令征召大量劳动力投入生产，名义上称其为“志愿者”，实则都是抓来的“耗材”。当局为这些劳动力起了个名字叫“奴隶劳工”。

据统计，自施佩尔担任帝国战备部长以来，当局至少征召了500万奴隶劳工，这些人名义上都是“自愿”为纳粹德国献身的，实际上其中只有不到20万人当真出自自愿，且他们大多都活不过半年。

由此可见，施佩尔的双手并不干净，可他却给相当多的同僚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

不少人认为，出身上流社会的施佩尔，与纳粹那群草莽出身“暴发户”有着本质区别，前者起码拥有道德底线。

例如在二战末期，盟军攻入德国时，希特勒竟丧心病狂地下令在本土实施“焦土政策”，将城市变成废墟。施佩尔却私自违抗命令，反倒让本该搞破坏的工人和士兵反过头来保护城市，使其中的历史遗迹得以留存。

这些善举都被同僚们看在眼里，在政变者眼中，他是一位绝对值得信赖、可以争取的关键角色。

根据资料：施陶芬贝格集团与施佩尔有所接触，且在行动当天，前者发出邀请，希望施佩尔能来位于本德勒大街的国防军后备军司令部共谋大事。施佩尔没有答应，却也没有明确拒绝，这使得政变者们一厢情愿地将他的名字列入了“新政府”成员名单中。

原本走到这一步，施佩尔的小命就已经交代了，他的下场不会比隆美尔好到哪儿去。可他非常巧妙地做了一件事，非但洗清了嫌疑，反倒令元首对其愈发信任。

施佩尔没有赴约，而是来到纳粹分子的总部，一头钻进了戈培尔的办公室。他并没有开门见山，而是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不久，负责抓捕戈培尔的国防军士兵就找上了门。要说戈培尔也是个狠角色，枪都抵在脑门儿上依旧丝毫不慌，当场施展三寸不烂之舌，硬是说到对方临阵倒戈。

整个过程中，施佩尔没有说半个字，仿佛整件事与他毫无关系。

事后报复时，希特勒遵循“宁哥错杀也一个不放过”的原则，施佩尔本应难逃一劫，但有个细节改写了他的命运——盖世太保从施陶芬贝格集团的大本营中搜出那份名单时，他们发现唯独施佩尔的名字后方被画了一个问号。这样一来，施佩尔便逃过一劫。

笔者认为，希特勒之所以放过施佩尔，主观因素占了主要原因。

我们从许多资料中都可以看出，希特勒是打心眼里欣赏施佩尔，不只是因为后者才华横溢，而是当真将对方视为“知己”。

“七月政变”发生后，希特勒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下属的信任感，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身边之人。这个过程中，他的主观情感起了巨大的决定作用，换句话说，希特勒应当是打心眼里把施佩尔当成了值得依赖的朋友。

讽刺的是，在纽伦堡法庭上，希特勒的脸都要被打肿了。

施佩尔表示：我跟那群纳粹分子根本不熟，“瓦尔基里”行动当天，他跑去纳粹分子的大本营并非是要寻求庇护，而是单纯去办公事。

得了便宜还卖乖，莫过于此。

不仅如此，他还表示自己早就恨透元首了，曾计划在1945年3月用毒气将其杀死，同时劝说其他同僚停战，避免整个民族沦为殉葬品。只是此时的元首变得疑神疑鬼，神经兮兮，身边的警卫实在太过严密，实在无从下手，最终作罢。

为自己辩护时，他表示自己只是个建筑设计师，压根就没有参与战争的策划，所做的不过是执行命令，没有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行。法官们似乎很吃这一套，他最终躲过了死刑，且只被判了20年监禁。

据说哪怕在被捕当天，施佩尔依旧从容优雅地洗脸刮胡子，享用早餐，与陷入绝望的民众形成鲜明对比，似乎德国的战败与他毫不相干。

就像往常一样，与一切都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使得每一股势力都可以被当做他的人脉，关键时刻用来当成救命符，在失去利用价值后一脚踢开。

我们很少将施佩尔与戈林、希姆莱之流相提并论，将其视作“弄权者”，但通过上述来看，施佩尔的手段一点儿都不差，绝不是只靠希特勒信任，攀爬上位的“政治小白”。当我们怀疑“施佩尔的政治才华是否被低估”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得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