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银幕上九儿和余占鳌在高粱地里的激情戏展开时，不只是西方观众，连许多中国观众都屏住了呼吸——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画面。如今很多年过去了，这段不到两分钟的戏份，依然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具争议、最被津津乐道的镜头之一。但张艺谋真的只是为了“大胆”而“大胆”吗？

理解这场戏，必须先回到1980年代的中国文化语境。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文艺创作开始破冰，但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的时代。在银幕上，爱情表达仍停留在牵手、对视的含蓄层面，人体美和欲望表达仍是禁忌。张艺谋选择在处女作中挑战这一禁忌，绝非偶然。

电影中的激情戏发生在郁郁葱葱的高粱地里，九儿——一个被迫嫁给麻风病人的女性，与抬轿工余占鳌——一个充满原始生命力的男人，在象征生育与繁衍的高粱丛中结合。这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一种宣言：对封建礼教的反叛，对生命本能的肯定，对个体自由和欲望的正名。

张艺谋曾坦言：“我想拍的是人的生命力，是那种不管不顾、旺盛张扬的生命力。”在高粱地里，九儿不再是被动的、被安排的女性，而是主动拥抱自己欲望的主体；余占鳌也不是传统的英雄形象，而是充满野性和冲动的普通人。他们的结合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浪漫铺垫，只有最原始的冲动和最直接的表达——这正是张艺谋想要展现的“人的本真状态”。

细看这场戏的镜头语言，处处体现着张艺谋独特的美学追求。

高粱在风中狂舞，像火焰般燃烧——这是电影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激情戏中，镜头从高粱的缝隙中窥视，既保持了隐私感，又创造了偷窥的视角，让观众成为这场生命仪式的见证者。阳光透过高粱叶洒在两人身上，光影斑驳，营造出一种神圣而又原始的氛围。

更值得玩味的是色彩运用。整部电影以红色为主调：红轿子、红盖头、红高粱、最后是血红色的天空。激情戏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大量红色，但它发生在象征着生命与鲜血的高粱丛中，成为红色意象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这里，红色既是情欲的颜色，也是生命的颜色，最终在电影结尾升华为牺牲与抗争的颜色。

莫言的原创小说中，这段描写同样大胆而富有诗意。但张艺谋的镜头赋予了它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象征意义。电影学者戴锦华指出：“《红高粱》中的情欲表达，实际上是对政治压抑和传统道德双重束缚的一次突围，它用身体语言完成了一次意识形态的表述。”

激情戏在九儿的人物弧光中，扮演着转折点的角色。

在此之前，九儿是被父亲为了一头骡子卖给麻风病人的商品，是男性交易中的牺牲品。她的反抗起初是被动的、消极的——只是在轿子里藏了一把剪刀。但在高粱地的激情之后，九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她回到烧酒作坊后，不再是逆来顺受的新娘，而是开始主动掌控自己的命运：她领导伙计们重振酒坊，酿出“十八里红”；她在余占鳌面前保持独立和骄傲；最终在日军入侵时，她成为鼓励男人们抵抗的精神支柱。

这场激情戏是九儿主体意识觉醒的关键时刻。通过主动拥抱自己的欲望，她找回了对自己身体和命运的控制权。中国电影中罕见地出现了一个如此饱满、复杂、主动的女性形象，这在当时具有突破性意义。

《红高粱》的激情戏也是“第五代导演”集体文化突围的一个缩影。

1980年代，以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大多经历过文革，上过山、下过乡，对中国的传统和现实有深刻反思。他们的电影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政治宣传或道德说教，而是试图挖掘民族性格的深层结构，探索人性与历史的复杂关系。

在这场探索中，身体和欲望成为重要切入点。在《红高粱》之前，中国电影中的身体要么是革命的身体（英雄人物），要么是劳动的身体（工农群众），很少有作为欲望载体的身体。张艺谋打破了这一禁忌，将身体还原为有血有肉、有欲望有冲动的生命实体。

这种还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张扬，而是与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相结合。高粱地里的激情，既是个人欲望的表达，也是对压抑时代的一种反抗；既是生命本能的释放，也是对民族生命力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