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5月25日，随着一枚炮弹落在山西辽县十字岭上，抗日名将左权（1905年3月15日——1942年5月25日）的生命永远终结在了37岁。那句震耳欲聋的“卧倒”，竟成了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遗言。

左权的牺牲惊动山河，亲友民众皆是痛哭一片，彭老总更是亲率敢死队为他报仇。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5月25日，继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秋的“百团大战”中惨败后，不甘失败的日军又卷土重来，集结三万多人直扑我军太行山根据地。他们企图利用“铁壁合围”战术，调动精锐部队将我军总部于山西辽县麻田剿灭。消息传来，彭老总和左权等主要干部都很是焦虑。

眼下的局势是“敌在暗，我在明”，我军的后勤部、北方局总部和党校机关的数千名同志都陷入了日军的包围圈。他们在周边都布置了大量的火力，一旦我方准备突围，他们就会发动大规模的炮火攻势。经过紧急商议后，左权主动请缨，揽下了掩护和断后的任务。

而至于剩下的干部们，则分批从不同方向各自突围。其中，时任后勤政治部主任的罗瑞卿向东南撤退，总后勤部长杨立三率部北上，彭老总则向西北撤退。至于左权，他不仅要掩护其他部队撤离，同时还要带领总直机关和党校机关的同志突围，可谓重担在身。

但是，面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和繁重的作战任务，左权始终没有退缩。危难关头，身先士卒的他不仅亲自拿着一把左轮手枪在前面为部队开路，还不时停下来给大家送去鼓励。在左权的勉励下，众人很快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左纪权

正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左权参谋长！彭老总派我前来，让我掩护你一起撤退！”正带着众人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前行的左权一抬头，发现眼前说话的人竟是总部直属连的连长唐万成。左权刚要出声，赶到他身前的唐万成又连忙解释，原来此刻彭老总还有北方局、党校机关的大部分人都顺利突围了，是彭老总实在放心不下，才让自己回来接应左权的。

可是，左权听完后却是摇了摇头，拒绝了唐万成掩护他撤退的请求。眼下，虽然撤退任务已基本完成，可包围圈内还有去找丢失文件的机要科同志。为了不让日寇有破译我军电报密码的机会，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找文件，但也因此和部队失联，直到现在都没回来。

再者，北方局也有一部分人被困在原地，无法直接脱身。毫无疑问，左权是此刻唯一能带这批人跳出敌人包围圈的希望，如果他离开了，剩下的同志们该怎么办呢？到那时，不仅是人员的损失，党的核心机密也会泄露。所以，左权最终还是决定继续留下来。

来回一番波折后，失联的机要科同志和北方局的剩余同志都回归了队伍。为了不耽搁时间，左权集合好队伍后便带着大家往外突围。怎料当途径麻田东部的十字岭山峰时，埋伏在各处的日寇忽然集中火力，一发发的炮弹如密集的雨点般，霎时间便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几乎是转瞬即逝的功夫，空旷的山峰上便到处是熊熊燃烧的火焰，夹杂着刺鼻的浓烟覆盖了整个十字岭。左权所带领的最后一批八路军就像是进入了看不见的“火笼”似的，进退不得，寸步难行。眼看着敌人的火力一波比一波猛烈，左权的内心焦灼到了极点。

左纪权

显而易见，这批日本兵是铁了心要将十字岭作为他们这些人的“葬身之地”。对面的日军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往八路军的方向扑来了，左权知道，这是日军即将发起合围的前兆，一旦让他们如愿以偿，那所有人就真的再没退路了。于是，左权咬咬牙，爬上小山坡冲众人喊道：“同志们，赶紧撤！冲出这里，我们马上就能成功了！”

几乎是在左权说出这句话同一时间，一发炮弹猝不及防地砸过来，在左权的身边炸出了一个巨大的蘑菇云。左权喊出一声“卧倒”后，身影便消匿在了火光中。最终，众人在高地上发现了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左权将军，他的腿、额头、胸腔都被弹片击中，死状惨不忍睹。

实际上，当时的左权本来有机会逃生。即使炸弹掉落的突然，只要快速卧倒，再一个侧滚翻离开原地，最多也只是轻微的擦碰伤。可是，为了鼓舞战士们尽早突围，左权放弃了闪避，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众人顺利突围。年仅37岁的左权将军就这样以最惨烈的方式牺牲了。

突围后，人们满含热泪地为左权整理好了遗容，将他和其他牺牲的烈士一起安葬在一处荆棘丛里。由于出发得匆忙，没带着什么东西，大家便用一床军被和几根树枝掩埋了左权的遗体。5月27日，他们快马加鞭的赶到八路军总部，将左权牺牲的噩耗告知给了彭老总。

而就在我党的最后一批同志撤离后，丧心病狂的日寇为了炫耀他们斩杀我党高级将领的“战果”，居然又将左权的遗体翻了出来。他们把将军的遗体摆成了各种姿势，笑嘻嘻地拍下照片，再堂而皇之地放在报纸上刊登。人在延安的彭老总得知后，愤然站到草垛上提议道：“同志们！左权参谋长为了掩护大家牺牲了，如今人死了，小鬼子也不让他安宁。我现在要组建一支敢死队，随我一起去杀了小鬼子，给参谋长报仇雪恨！”当年10月10日，左权墓在河北涉县石门村修建完毕，八路军总部为左权举行灵柩公葬时，罗瑞卿将军在墓前郑重宣告：“给烈士们行礼还不算完，今后还要做三件事，第一件是报仇，第二件是报仇，第三件还是报仇！”罗瑞卿连说三个“报仇”，代表了当时根据地全体军民的心声！

左权将军墓

得知左权牺牲的消息后，各级首长和根据地军民极为痛惜。周副主席写下《左权同志精神不死》一文，朱总司令写下《吊左权同志》一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连一向不太表露情感的林彪也悲痛异常，写下一首长达108行的长诗《悼左权同志》。

彭老总眼眶通红的高举手臂，下方的战士们也纷纷自荐，表示都愿为左权将军报仇。27日晚，彭老总亲自带领着30人的敢死队潜进祁县，杀害了左权的罪魁祸首“益子挺进队”此刻正在这里的大德兴饭庄开“庆功宴”。

为了不打草惊蛇，彭老总命令众人化妆成饭庄内的酒保、打杂、小二和食客，潜伏在“益子挺进队”的众人身侧等待时机。等到这群日寇喝得眼神迷离、神志不清后，队员刘满河摔碎手中的碗，敢死队的众人用匕首次死了他们，最后还将日寇的头颅挂在了饭庄的屋檐下。

然而，不论再多的日本兵死去，牺牲的左权将军都不会再回来了。作为我党在抗战时期牺牲的最高将领，他的陨落不仅是其妻女的损失，也是我党和国家的一大损失。为了纪念左权，山西辽县的老百姓联名请愿 ，要求将县名更名为“左权县”，以告慰将军的在天之灵。

最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批准了这一要求，同意将县名更名为“左权县”。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9月18日，5000余名军民齐聚左权县典礼大会，一起缅怀了左权的英勇事迹。在现场，更是有500多名热血男儿报名从军。可若干年前的左权，又何尝不曾是这芸芸众生里的一员……

上上下下对左权的牺牲极为痛惜，不仅是因为他级别高，更因为他是军政双优的干才。

左权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十（1905年3月15日）出生于湖南醴陵平侨乡黄茅岭，自幼生活贫苦。一岁丧父后，左权开始帮母亲做农活，时常是饱了上顿没下顿。长至8岁时，左权受到同乡一位私塾先生的相助，得以免费进入私塾念书。这之后，他又上了小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民国四年（1915年），10岁的左权偶然间得知了袁世凯同意丧权辱国的“民四条约”的消息，悲愤难平，当即就在纸上写下了“毋忘五九国耻”的标语。也正是从那时起，左权对日本帝国主义滋生了强烈的痛恨之情。等到上了中学接触到先进思想后，他更加坚定了投身革命的决心。

民国十二年（1923年），怀揣着满腔报国之心，18岁的左权弃笔从戎，从家乡醴陵辗转来到广州。次年3月，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和陈赓、杜聿明等人一同成为黄埔一期生。毕业后被派往苏联留学，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是中、苏两大军事院校的高材生。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左权在陈赓的介绍下光荣入党，同年2月正式从军，从此开始了传奇的沙场生涯。

左纪权

民国十九年（1930年）6月，结束了苏联学习的左权返回国内，担任工农红军十二军军长一职。次年，他被调至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参谋处，后被提升为参谋处长。红军“反围剿”开始后，他和王稼祥一道，对工农红军第15军进行了严苛训练，真正将其打造成了一支作风优良的部队。

然而，正当左权的仕途一帆风顺之时，因其始终不向王明集团靠拢而被其衔恨，以王明为首的少数人从中作梗，将他打为了“托派”。因为这件事，左权被撤掉了所有职位，被调至中央红军党校任教。直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周总理和刘伯承等人再三坚持，被“雪藏”许久的左权才得以重新出山。但头上的“帽子”和处分，直到牺牲也没有撤销。即使在抗日前线，实际承担八路军参谋长这一的重要职务期间，左权连参加组织生活的权利也没有。这对视组织为生命，甚至比生命更重要的左权来说，其内心的痛苦和委屈是常人难能理解的。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与彭德怀谈论此事时，左权甚至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即使这样，左权依然无怨无悔，鞠躬尽瘁地工作，在抗日前线奋勇杀敌，以生命向组织、向祖国、向人民表达了自己的忠诚。

左权刚复出不久，红军便踏上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在整个过程中，左权和其他领导人通力合作，完成了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四渡赤水等多项作战任务，为红军最终胜利会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就连一向性格古怪的林彪，提起左权也由衷地称赞：“他一点也不骄纵，不像有些从国外回来的人，难以相处。”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0月，随着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蒋介石也出动东北军、西北军和胡宗南部队陕甘宁根据地发动袭击，这便是著名的“山城堡战役”。此战中，作为红一军代团长的左权和彭老总、聂荣臻等领导人通力合作，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也促成了日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左纪权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左权任副总参谋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2月，成立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左权任参谋长。

自八路军东进山西之后，左权一直在抗日前线。由于参谋长叶剑英一直在延安，左权实际承担参谋长之职，协助朱德和彭德怀指挥作战，包括百团大战这样的重大战役。其间还兼任过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

抗战打响后，左权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和朱德、彭老总携手合作，带领八路军取得了许多战斗的胜利。比如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长乐滩战役，左权便利用当地狭窄的河谷和高耸的两岸地势，打了一场漂亮的三段式伏击战，最终重创“苫米地旅团”，将日军赶出了晋东南地区。

民国三十年（1941年）11月，左权直接指挥了黄崖洞保卫战，率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等部，以守为攻，以静制动，凭险抗击，适时反击，激战8个昼夜，以伤亡160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近1000人，被总部评价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左权有两次正规军事院校的学习经历，虽然长期担任参谋长，但也直接指挥过很多战斗，参谋能力强，指挥能力强，军事理论水平也很高。毛泽东称左权为红军中“少有的两杆子将才”，就枪杆子和笔杆子都很过硬；朱老总称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左纪权

作为参谋长，左权不仅协助朱彭并直接指挥战斗，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还利用战斗间隙，撰写了《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等40多篇军事文章，指导根据地建设和对日作战。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8月，刚和妻子刘志兰迎来女儿左太北的左权又转身投入到了新的作战任务重。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和日寇的“囚笼政策”，左权和彭老总紧密筹划，最终带领105个团发动百团大战，并取得胜利，拔除了日寇所有的华北据点。

值得一提的是，左权不仅在军事才能上出类拔萃，在其他方面也同样出彩。比如，抗战时期，为了补充八路军的武器空缺，他亲自带领战士们修建、完善黄崖洞兵工厂，自造枪炮。这些武器不仅质量优良，而且还有效的弥补了我军的火力供应，功劳不容小觑。

左纪权

民国三十年（1941年）10月，左权又一次创下传奇，带领着1300余名特务连战士和7000多名日寇血战八个昼夜，最终以敌我伤亡比例六比一的战果，圆满取得了防御战的胜利。只是谁能想到，这样一位能力出众、才华横溢的年轻将领，最后竟会在黎明前倒在敌人罪恶的枪口下！

为纪念左权将军，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9月8日，晋冀鲁豫边区作出决定，将八路军总部驻地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并延续至今。

党中央为了杜绝“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的陋习，发布了一条新规。规定表示，任何地方都不允许使用领导人的名字作为地名、街道名或者企业名称。毫不例外，左权县作为典型对象也被取消了名称，被合并到其他县。这一决定，引起了左权县民众的强烈反对。当地民众联名上书，请求保留原有县名。最终，毛泽东破例同意此事，立下一条特别规矩，即左权县将永久保存下去，永不更改。1994年8月，经最终审定的我军36位军事家中，左权名列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