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与“商”究竟有何区别？其实就是“苏俄”与“苏联”的关系 “殷”的朝代名词也被称为“商”，其由来，系传说中建国者的始祖，与禹同时代的帝喾之子契，如同禹被封于“夏”而最早被封于“商”（通说，比定其地为今日河南商丘)。 此一代表氏族领地或原居地之名，氏族扩大为部族时便代表部族，成立国家时再代表了朝代，启之于“夏”如此，甲骨文中的太乙或文献中的汤领导殷族与其同盟部族推翻夏朝，成立替代的后继朝代，同样以“商”的名词概括了国家全体。 “殷”与“商”于古代文献中为互见，也往往连用以称“殷商”。 但两项称谓相互间具有何等关系？ 向来众说纷纭，汤或太乙以后第十九代王盘庚迁殷而以“商”改称“殷”；或“殷”为都邑名，“商”则国名，乃系传统通说。 然而，从殷墟甲骨文的了解，当地为殷朝国都，都邑名却是“天邑商”或“大邑商”，甲骨文资料“中商”又与“北土”“南土”“东土”“西土”同格。 所以，合理的判断，当系“商”原夏的部族联合制变貌，而有新的国家机能与体制整备，领土随雄厚国力大幅拓展，政治新姿态成立时的象征，便是“商”的称谓为“殷”替换。 换言之，早期称“商”而后期称“殷”，继承夏朝社会、政治形态的时代称“商”，而转变都市国家联合的政治新形态时称“殷”。 称“殷”的时期，基盘地区仍是“商”（中商），新开拓的附加地域分别是北土、南土、东土、西土，国家的整体则是新名词的“殷”。 都市国家乃殷朝后期普遍的政治形态，“中商'”等则为以方位别的地理意识，此情况视满清统治下的蒙古，盟旗系政治区划，喀尔喀、准噶尔等则为地理意识，可相比拟。 而“商”转变为“殷”，又与历史上的日本国家形成颇为近似，五世纪以来大和朝廷时代的日本仍是“倭国”，七世纪成立集权国家时正名“日本”，“倭”的称谓转变以地方化了的统制心脏京畿地区为对象。 苏联系先产生苏俄原型，再以苏俄为支柱而扩大组成，同样与“殷”“商”间关系存有相似处，可资对照。 所以殷朝固然至瓦解期尚可以“商”代表，如同今日的得以“苏俄”代表苏联，但究竟有其区别。 历史著作叙述殷朝全历史时，朝代名词因而以“殷”为宜，如《史记》殷本纪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