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津到黄埔
——旧中国军校教育与那一代军人的历史宿命
序章：操场的回声
如果你在1906年的夏天站在天津韩家墅，会听到西子牙河畔传来的操练声。四百亩的土地上，北洋陆军讲武堂与学兵营分列东西两院，“四围土城，城外护城壕，四角设岗楼”，三百余间房屋整齐排列。门楼上方的石匾在阳光下闪着光——“北洋陆军讲武堂”。
1909年的秋天，你若站在昆明翠湖之畔，会看到一座米黄色的两层走马转角楼拔地而起。这里是明朝开国元勋沐英镇守云南时的练兵场，如今被一位叫李根源的同盟会员选作校址。他在自己的居所门前挂了一块匾——“思沐小墅”，思念的正是那位三百年前的沐英。他要在此继承祖先遗志，练一支革满清之命的精锐。
在1919年的春天站在沈阳大东边门外，你能听到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重新开课的号声。这座由徐世昌创办于1907年的学堂，因辛亥革命停办多年，如今在张作霖手中复活。一位名叫熙洽的满清宗室担任教育长，他脾气暴虐却骑术精湛，每逢集会便引经据典大讲忠孝仁义。他不会想到，十二年后，正是他率部投敌，让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吉林。
而当你站在1924年的春天的广州黄埔长洲岛，会看到一面青天白日旗下，一群身着灰布军装的年轻人正在列队。他们中有从南洋归来的华侨子弟，有投笔从戎的北大学生，有已经做过排长、连长的行伍之人。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讲话：“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
从天津到昆明，从沈阳到保定，再到广州黄埔，从1906到1924，不过十八年。但这十八年，是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十八年，是旧军队向新军队蜕变的十八年，也是一代又一代军校生用血与火写就命运的十八年。
他们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第一章 天津：北洋的摇篮
一、四百亩土地上的梦想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六——公元1906年6月27日，袁世凯的奏章获得朝廷批准。在天津韩家墅，北洋陆军讲武堂与学兵营正式开学。
这是一座占地四百亩的庞大建筑群，讲武堂在东，学兵营在西。讲武堂的学员是现役军官，“统领至管带为上级学员，专习兵事大纲，并考求外场利弊；督队官至司务长为下级学员，内堂外场，均需实行演习”。学兵营则挑选聪颖兵丁，“授以各种战时实用及训练新兵等法”，学制一年，毕业后回本镇担任头目。
课程分为学科与术科。学科有战术学、军制学、兵器学、地形学、测绘学、筑垒学、交通学；术科有场操、野操、体操、剑术、马术、打靶。德国克虏伯厂运来的新炮，曾在韩家墅进行试验。这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军事教育。
从1906到1911，讲武堂毕业学员740名，学兵营毕业学兵1124名。《大公报》称这里为“北洋军官发祥地”。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些精心培养的军官，将在短短几年后，亲手埋葬培养他们的王朝。
二、李长泰：从武清走出的“泰威将军”
李长泰，字阶平，直隶武清县人，1862年出生。他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与段祺瑞、王士珍等同属北洋新军早期骨干。
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李长泰作为首批幕僚成员被招致麾下。他参与制定了《训练操法详晰图说》《新建陆军兵略录存》等军事章程，负责督操营务处等核心职务。他的军事才能受到袁世凯的重视，与段祺瑞、王士珍等并列为北洋新军早期骨干。
1917年7月，张勋复辟。李长泰出任讨逆军东路副司令，率北洋陆军第八师与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协同作战，攻克北京，歼灭辫子军。战后，他被任命为步军统领衙门统领。1919年，北洋政府授予他“泰威将军”称号。
这是典型的北洋军官生涯：从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在小站练兵中成长，在军阀混战中沉浮，最终获得一个虚衔的将军名号。李长泰的经历，是那个时代无数北洋军官的缩影。他们的命运，与袁世凯、与北洋集团、与那个动荡的时代紧密相连。
“天津讲武堂”遗址
第二章 昆明：革命的熔炉
一、翠湖边的“思沐小墅”
1909年9月26日，农历八月十五，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创立并开学。这所军校与天津讲武堂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灵魂——教官大多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且多为同盟会秘密会员。
李根源，这位毕业于日本振武学堂与士官学校的同盟会员，被委任为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后升任总办（校长）。他选址时特意选中了明朝开国元勋沐英镇守云南时的练兵场——翠湖边的一大块空地。他把自己的居所起名为“思沐小墅”，思念的“沐”，就是那位三百年前镇守云南的沐英。他要在此继承祖先遗志，练一支革满清之命的精锐。
讲武堂设步、骑、炮、工四个兵科。学生分甲乙丙三个班。甲班和乙班训练现役军官，学期一年；最值得注意的是丙班，这个班在社会上招收16岁至22岁的具有中等文化以上者，学期长达三年。从丙班走出了49位将军与元帅。
当时云南讲武堂有个很厉害的兼职老师——有“护国军神”之誉的蔡锷将军。他在讲武堂兼职时写的教材《曾胡治兵语录》广受欢迎。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时，校长蒋介石将这本书作为教材印发学员学习，并亲自增辑“治心”一章，加序言再版印行。此书后来被评为中国十大兵书之一。
二、朱德改名
1909年，一位名叫朱建德的年轻人与好友敬镕从成都出发，翻山越岭，艰难跋涉了七十多天，来到昆明报考这所刚刚开办的军事学校。
经过入学考试，成绩优秀的朱建德没被录取，而敬镕却金榜题名。这让朱建德百思不得其解。仔细探询后他才明白，清政府创办这所军校是为了防范法国和英国对云南的入侵，所以一开始只招收云南籍学生。敬镕成功的秘密在于他把籍贯改成了云南昭通。
第二年，朱建德再次参加入学考试。他吸取教训，把自己名字中的“建”字去掉，把籍贯改为“云南蒙自县”。这次，他顺利走进了这所魂牵梦萦的军校。
可是入学不久，一个敏感的教官发现了他浓重的四川口音与所填的云南蒙自籍贯严重不符。一查，秘密就暴露了。按照学堂规定，他应被开除学籍。校长李根源知道这件事后，被他的精神所感动，主张不能把这样一个千里跋涉来昆明求学的有志青年拒之门外。
朱德因此被留了下来。几年以后，他从此地走出去，在战火纷飞的中国大地上百炼成钢，成了名震全国的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三、龙云：从昭通到南京
1912年，龙云被保送至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骑兵科学习。此时，比他早一年入学的朱德已提前毕业，参加了蔡锷领导的新军，后又调回讲武堂担任学生队区队长兼教官。
朱德与龙云，这两位讲武堂校友，一个是教官，一个是学生。他们不会想到，二十五年后的1937年8月，他们会在西安机场意外相遇。
那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一个月。龙云从昆明飞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飞机在西安加油。当他走下飞机进入休息室时，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在他耳边轻声说：“中共的几位负责人也要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可否搭乘你的飞机一起去？”
龙云问：“不知是哪几位？”蒋鼎文答道：“是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龙云脸上顿时有了笑容。
十一点三十分，四人同机飞经武汉，下午六时飞抵南京。在南京期间，朱德利用早年与龙云的校友之谊，向他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一天晚上，在南京汤山，朱德、叶剑英和龙云一起散步。三人回顾了云南讲武堂学生在讨袁护国战争、北伐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
朱德嘱咐龙云，要他转告在滇的讲武堂同学们，发扬滇军护国靖国的光荣传统，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朱德的慷慨陈词令龙云深为感动。
龙云问：“这次抗战，政府给了你们些什么武器？”朱德笑了笑说：“我们只要轻武器。”叶剑英不失时机地向龙云介绍了中共兵力对日军的作战态势和在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构想。龙云听后表示要派人到共产党那里学打游击。
为了加强联系，朱德的秘书专门编了一套密码给龙云。后来龙云与延安取得联系，用的正是这套密码。
龙云回到昆明后，在短时间内改编滇军，组建起第六十军，从法国购买了先进武器。此后，出滇作战的军队达到四十万人，伤亡约十万人，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韩国的“北极风情”
在云南讲武堂的历史上，有一批特殊的学员——来自朝鲜和越南的革命青年。
1915年，十五岁的韩国少年李范奭化名李国根来到中国。他在上海担任韩国复国运动领袖与孙中山之间的通讯员。当时流亡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请求中国帮助培养军事人才，孙中山与云南督军唐继尧打了招呼，李范奭便通过秘密渠道进入云南讲武堂。
李范奭被分在骑兵科，学习刻苦，初期成绩较差，后来奋起直追，一直保持骑兵科第一。
1919年，被日本长期软禁的朝鲜国王高宗去世，引发了声势浩大的韩国“三一运动”。李范奭等韩国学员急于投身反日事业，向唐继尧本人写了申请：“我国人民正赤手空拳地对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在云南学到的过硬本领，此时不贡献，何时才贡献呢？这次阁下同意我们回国的话，祖国独立后，我们民族永远记住您的恩德。”
信发出的第三天晚上，唐继尧派副官来到学校，转达态度：“你们想打到侵略者，建立独立的国家，我们永远支持。如果这次失败也不要失望，需要我们的时候一定来找我们。你们想回来读书，什么时候都可以。”
李范奭等人很快离校，前往中国东北，在中朝边境组织游击队武装抗日。1920年10月，他指挥了著名的青山里战役，重创日军数千人。这成为韩国复国史上的经典战役。后来，他一度加入苏联远东红军，被称为“韩国的恰巴耶夫”。
1940年，李范奭结识了一位中国作家卜乃夫，将自己的经历向他倾诉。两年后，卜乃夫把这段故事写成小说《北极风情画》，署名“无名氏”在报纸上连载，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李范奭出任国务总理兼国防部长。他没有忘记离开云南讲武堂时的承诺，在大韩民国的成立文告中，对已故的唐继尧将军列名致谢。唐继尧成为八十八位大韩民国建国勋章获得者之一。
与李范奭同样从云南讲武堂走出的，还有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崔庸健元帅、越南临时革命政府主席武海秋。一所中国内陆省份的军校，竟为三个国家培养了最高军事领导人，这在世界军事教育史上也堪称奇迹。
五、黄埔的“摇篮”
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时，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但教员与管理严重匮乏。9月，唐继尧收到了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求助信。
唐继尧当即施以援手。受命参与创办黄埔军校的云南讲武堂教官有：炮兵科长王柏龄、工兵科长帅崇兴、步兵科长刘跃扬、骑兵科长林振雄，以及叶剑英等部分毕业生。王柏龄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林振雄为管理部主任，叶剑英任教授部副主任。
据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王柏龄回忆，黄埔军校教官中，云南讲武堂出身者占百分之六十，保定军校出身者占百分之二十。黄埔军校所用的教材，有许多也来自云南讲武堂。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黄埔军校就是云南讲武堂“下的蛋”。
第三章 沈阳：东北王的军官团
一、张作霖的“军官摇篮”
东三省讲武堂设立于1907年8月。当时，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遵照清政府兵部奏定“各省应在省垣设立讲武堂，作为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借用奉天陆军小学堂房舍最终设立。
辛亥革命爆发后，东三省讲武堂停办。1918年末，张作霖就任东三省巡阅使，为在东北进一步称霸，大肆扩军。为解决军官不足问题，1919年3月，在原址重新开办讲武堂，校名定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隶属东三省巡阅使署。
讲武堂改总办为堂长，由张作霖兼任，委任熙洽为教育长。这位熙洽，姓爱新觉罗，属正蓝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弟弟穆尔哈齐的后裔。他曾作为清政府官派的第八期赴日军事留学生，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这样一位满清宗室，如今成了张作霖手下培养军官的教育长。
熙洽脾气暴虐，对教职员和学员非常苛刻，动辄厉声训斥，甚至打骂。他本人赌博、嫖娼、抽大烟，堪称五毒俱全，却严禁教职员及学员赌博、嫖娼和吸食鸦片，公开讲：“吾嫖妓不许尔嫖妓。” 讲武堂学员怕他，平常尽量躲他远远的，但爱看他骑马——只要熙洽骑马，学员们会蜂拥而至。
在熙洽等人的积极筹备下，讲武堂于1919年4月1日迎来首期学员。
二、张学良：从“公子哥”到“十八冠军”
张学良原准备报考保定军官学校，后在东三省巡阅使署参谋长张作相的鼓动下，决定进入东三省讲武堂学习。
晚年张学良回忆当时情景：“我去东三省讲武堂，是被我父亲激的。我跟我父亲一说，父亲大吃一惊，他说：‘什么？你要上讲武堂？你别给我丢人了，你去不了几天干不了，又出来了，那不是给我丢人吗？’我一被激，就说：‘人家能，他们干得了，我为什么就干不了？’我父亲说：‘好，你若能在讲武堂毕业的话，你出来我就给你个团长当当。’”
就这样，张学良进入东三省讲武堂炮兵科学习，成为讲武堂炮兵第一期学员。
在讲武堂，张学良学习非常刻苦，自觉遵守校规，尊敬教官，团结同学，从不搞特殊。晚年他回忆：“我头一个月就考了个第一，第二月又考了个第一……有一次老师出了四个题目，结果，除我之外，没有一个人答完全，就我一个人全答对了。我也从不作弊。本来，别人并不太注意我，可这样一来，同学和教官都注意我了，连郭松龄也看中我了，我就跟郭松龄变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野外战斗演习，学员要全副武装，背负几十斤重的装备进行跑、跳、跨跃障碍。演习完进攻、防御、追击、退却等科目后，还要进行野外露营及“阵地彻夜”。时值隆冬，大雪纷飞，北风呼啸，手、脚和脸上像猫咬一般。十九岁的“公子哥”张学良硬是咬牙坚持下来。待到天明，指挥部命令跑步向省城“转移兵力”，落伍者甚多，张学良不但没有掉队，还帮助其他学员完成演习。
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张学良还没毕业就提前当上了卫队旅第二团团长。他曾刻一方印章——“十八冠军”，纪念自己在讲武堂的佳绩。
三、吕正操：从讲武堂走出的共和国上将
1922年，十七岁的吕正操加入东北军，在卫队旅当兵。他写得一手好字，常在文书上帮忙，引起了张学良的注意。
张学良看他是同乡，字写得不错，便推荐他报考东北讲武堂。吕正操晚年回忆，讲武堂第五期除了开设军事类课程外，还要学习几何、代数、化学等课程，甚至鼓励学生学习英语。自己文化水平不够，常常需要恶补，最终跟上了进度，得到张学良的赏识。
从1919年至1928年，东北讲武堂共招收学员八期三千五百五十七人。东北军中上至最高统帅，中至各级将官，下至各级连排长，绝大多数都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它与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并列为当时中国的四大军官学校。
第四章 保定：将军的摇篮
一、中国第一所正规化军事学府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位于保定旧城东北五华里，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所规模较大的正规化高等军事学府。它最初创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民国元年（1912年）定名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从1912年开办至1923年因军阀混战财力拮据停办，十一年间，这所学校共培养出七千余名军事领导人才。仅民国年间正式毕业生就有六千五百七十四人，其中步兵科四千零七十一人，炮兵科、骑兵科、工兵科、辎重兵科共计两千三百六十三人。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中走出了一千八百多名将军。
这些毕业生中有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军政人物蒋介石、白崇禧、张群、陈诚、顾祝同、上官云相、刘峙、薛岳、罗卓英等；有经曲折道路投身革命阵营的张治中、傅作义、蒋光鼐、黄绍竑、蔡廷锴、楚溪春、唐生智、陶峙岳、陈铭枢、刘文辉等；还有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李济深，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季方，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的何遂以及邓演达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级将领叶挺、赵博生、董振堂、张克侠、何基沣、何柱国、王长江等，都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
二、蒋百里的那一枪
1913年6月18日清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校长蒋百里站在全体师生面前，声音低沉：“我初到本校时，曾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
说完，他拔枪朝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
蒋百里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对日本的教育不以为然，曾说“日本的教育和军事，中国最不该学”。他一心想为中国打造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至少达到德国军队的水平。他到任保定军校后发现，炮兵没炮，骑兵没马，操场上的杂草比人膝盖还高。他决心整顿，裁撤不称职的教员，换上能干的人。军校氛围顿时焕然一新。
但他的举措几乎得罪了所有人。保定军校里派系林立——北洋武备派、北洋速成派、日本士官派、德国派。占比最多的北洋速成派和日本士官派联合起来，凡是军校需要的物资，能拖就拖，能扣就扣。
蒋百里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他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以为只要自己一心为国，就能克服一切困难。但他错了。那一枪没有击中要害，他被救了下来。但他用这种方式，向那个时代的污浊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
三、从保定到抗战：何章海的三十二年
何章海，字越苏，河北无极县北苏村人，1898年出生。1919年考入保定军校第九期步兵科，1923年毕业后分配到冯玉祥部佟麟阁步兵团，任见习排长。
此后二十多年，他经历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南口大战、五原誓师、西安解围、北伐战争、中原大战。1933年长城抗战，他随佟部参战。同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他积极响应，任佟麟阁第一军参谋长，率部参加收复多伦、张北等地的战斗，给侵入察北的日军以重大打击。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他跟随佟部参加平津抗战。佟麟阁在南苑之战中壮烈殉国。1938年，何章海任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少将参谋处长，参加徐州会战及台儿庄大战。1943年任第二集团军少将参谋长。
1948年12月，他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策反傅作义。
此时，何章海的身份是国民党国防部派往北平协助傅作义办理平津国防事宜的主任部员。他的老同学张子修受华东局派遣来到北平，第一个找到的就是他。
何章海没有犹豫。他趁着别人不在，单独会见傅作义：“如今北平已陷重围，共产党军队重兵逼临天津，形势对北平大为不利，请总司令早做主张，以免临时失措……”
傅作义点了点头，没表态。
几天后，何章海和任泮兰再次对傅作义旁敲侧击，提出和平解决的办法。傅作义叹了口气：“坚守北平是我们的重任，与共和谈，唯恐遗后世之讥呀！”
何章海修书一封，陈述当前处境与利害，促其从速决定。此后，他与邓宝珊、郭宗汾等人继续做傅作义的工作。1949年1月10日，他与任泮兰再次致信傅作义，其中有这样一句：
“倘千古名城一旦毁于兵火，将军更有何颜面对中华子孙。”
据说傅作义看后，甚为恻动。
1949年1月22日上午10时，傅作义宣布休战。1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千年古城完整回到人民手中。
从保定军校到抗日战场，从国民党少将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推动者，何章海的人生轨迹，折射出那一代军人的复杂选择。
四、钢军之誉：李汉魂的德安大捷
李汉魂，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生。
他刚毕业时被分配到晋军，因是外地人常受排挤，便请病假回了广东。回到老家后，他加入粤军，从基层干起，一年时间升到营长。后来粤军编入国民革命军，他成为第四军十二师参谋长——这支部队就是著名的“铁军”，叶挺也出自这里。
抗战全面爆发后，李汉魂以六十四军军长身份走上前线。在陇海线一带，他痛击日军，夺回罗王寨，为打通陇海线立下汗马功劳。
真正让他名扬天下的，是德安战役。
武汉保卫战期间，李汉魂坐拥八个师兵力，在德安一带抗击日军。他利用优势兵力，将敌军一万人团团包围在张古山一带，最终全歼敌军。
这就是著名的“德安大捷”。战后，蒋介石专门表彰李汉魂的部队，授予一面“钢军”锦旗。
从保定军校到北伐战场，从抗日名将到“钢军”统帅，李汉魂用自己的经历证明：那一代军校生，无论出身何校，在民族危亡之际，都能挺身而出，血洒疆场。
第五章 黄埔：革命的洪流
一、长洲岛上的理想
1924年6月16日，广州黄埔长洲岛，黄埔军校正式开学。
这一天，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乘“江固舰”从广州城出发，抵达长洲岛。他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将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实行军事与政治并重。政治课与军事课同样重要，注重精神教育。军校门口贴着那副著名的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
黄埔军校从1924年到1949年，共培养二十三期学生，总数超过三十二万人。但黄埔师生不等于“黄埔系”。真正的“黄埔系”，指的是前七期毕业生中掌握相当军政权力、忠于蒋介石倡导的“黄埔精神”的那批人。
所谓“黄埔精神”，就是“服从校长，尽忠党国，精诚团结，成功成仁”。
“黄埔系”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1924年10月，黄埔学生军平定商团叛乱；1925年参加东征，成立党军；1925年8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这是“黄埔系”的萌芽时期。
1927年至1937年，是“黄埔系”初步形成时期。在1929至1931年的新军阀混战中，蒋介石依靠“黄埔系”这支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后打败了唐生智、张发奎、李宗仁、石友三、阎锡山、冯玉祥等部。
抗战时期，“黄埔系”全面形成。黄埔出身的将领纷纷率军上阵与日军作战，在历次战役中，先后有谢晋元、戴安澜等二十多名将领壮烈殉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黄埔系”骨干纷纷当上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乃至战区司令长官，完成了军界的接班部署。
二、朱云卿：从南洋少年到红军名将
1924年，一个十九岁的少年从印度尼西亚来到广州。他叫朱云卿，出生于南洋华侨家庭，从小阅读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新青年》，《敬告青年》一文背得滚瓜烂熟。在印尼万隆听到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他瞒着亲人，自筹路费，回到广州，成为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队学生。
在黄埔，朱云卿刻苦学习之余，还参加了中共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经历了平定滇军、桂军叛乱，讨伐叛军陈炯明。他在战斗中机智勇敢，受到周恩来的赞扬。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毕业后，朱云卿担任中共北江特委委员，创办了北江农军学校。此后，他参加秋收起义，鏖战井冈山，驰骋赣南闽西，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攻打龙源口、围困永新城等著名战斗。
让他一战成名的，是黄洋界保卫战。
1928年8月，湘军吴尚勾结赣军王均，纠集四个团兵力，分两路向井冈山扑来。而此时，朱云卿和党代表何挺颖带领的，只有三十一团一个营。
四个团对一个营。
朱云卿没有慌。他在黄洋界等五大哨口修筑工事，各乡的赤卫队、暴动队、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全部动员起来。山路上埋上削竹钉，山顶上准备檑石，山坡上挖深壕沟。
8月20日上午，湘军沿着小道往上爬。进入射程时，排枪齐响，檑石齐下，敌人进退两难，后面的转身溃逃，陷入竹钉阵。连续打退三次进攻后，朱云卿从修理厂拉来一门坏掉的迫击炮，架在黄洋界的望哨上。
只有三发炮弹。第一发没响，第二发也没响。所有人都冒出一身冷汗。
朱云卿亲自上阵，操纵大炮发出最后一发炮弹。
“轰隆”一声巨响，炮弹准确地落在敌指挥所！
黄洋界上枪炮齐鸣，杀声震天。敌人以为红军大队真的回来了，顿时乱作一团，纷纷逃命。
毛泽东后来写下那首著名的词：“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三、分化的时刻
1949年，历史给出了最后的答案。
这一年，“黄埔系”继大革命时期之后出现第二次大分化。他们与“保定系”的不少将领先后走向光明，加入革命阵营。
何章海是其中之一。朱云卿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站在了正确的一边。而更多的黄埔学生，随着国民党政权退往台湾。
逃到台湾的“黄埔系”成员，多为陈诚、蒋经国所排斥，有实权者不过数十人。曾经红极一时的胡宗南也遭冷遇，多数人生活无计，苟活于世。
至此，“黄埔系”没落了。
历史的评说
从天津到昆明，从沈阳到保定，再到广州黄埔，从1906到1949，不过四十三年。
这四十三年，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现代国家的四十三年，是传统军队向现代化军队转型的四十三年，也是一代又一代军校生用青春、热血和生命书写的四十三年。
天津讲武堂的毕业生，参与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也陷入了军阀混战。他们是旧时代的产物，也是新时代的催生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后来的历史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既有镇压革命的罪过，也有抗日救国的功绩。
云南讲武堂的毕业生，从翠湖之畔出发，走向了更加广阔的历史舞台。朱德、叶剑英成了共和国的元帅，龙云、卢汉成了抗日名将，李范奭成了韩国总理，崔庸健成了朝鲜人民军总司令。一所军校，三个国家，四位元帅，这在世界军事教育史上也堪称奇迹。他们在护国战争中“以一隅而抗天下，开数千年历史之创局”，在抗日战争中“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在国难当头时从不退缩。中条山战役中，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唐淮源军长兵败后写下遗书：“余身受国恩，委于三军重任，当今战士伤亡殆尽，环境险恶，总军两部失去联系。余继先人遗嘱，战死疆场，实为军人光荣。”然后壮烈殉国。
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有的成为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英雄，有的成为投敌卖国、遗臭万年的败类。熙洽在“九一八”事变后率部投敌，让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吉林；而吕正操则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成为开国上将。这种分化，正是那个时代中国军人命运的真实写照。
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是中国第一代正规化军事教育的产物。他们系统学习了现代军事知识，成为中国近代军队的骨干。叶挺走向了革命，白崇禧、陈诚走向了另一边。但在抗战的战场上，他们都曾为国家流血牺牲。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有保定军校毕业生参与，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是国民革命的产儿。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北伐战争中高唱《国民革命歌》冲锋陷阵；在抗战中血洒疆场，捐躯报国；在内战中兄弟相残，各为其主。1949年之后，他们天各一方，有的在人民政府中任职，有的在台湾孤岛终老。
这就是那一代军人的宿命。
我们今天回望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简单地臧否人物，而是为了理解：在那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被历史的洪流裹挟着向前。他们有的顺应潮流，有的逆流而动，有的随波逐流。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曾是活生生的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与追求，有自己的光荣与梦想，有自己的选择与无奈。
天津韩家墅的讲武堂早已停办，旧址上的建筑也已不存。昆明翠湖边的米黄色大楼至今矗立，成为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沈阳大东边门外的讲武堂旧址，与中捷友谊厂相邻。保定军校的校舍在战火中被毁，1995年当地政府在旧址上建起了保定军校纪念馆。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期学生，于1949年随胡宗南撤退到西昌，除投诚被俘外，全部被歼。
但那些操场的回声，那些年轻的面孔，那些血与火的故事，永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从天津到昆明，从沈阳到保定，再到广州黄埔——从晚清到民国，从军阀混战到全民抗战，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军人，用他们的方式书写着中国的近代史。他们的功过是非，自有历史评说。但他们曾经存在过，奋斗过，这就够了。
正如云南讲武堂的军歌所唱：
“风云滚滚，感觉他黄狮一梦醒。同胞四万万，互相奋起作长城。神州大陆奇男子，携手去从军。但凭团结力，旋转新乾坤……”
这些“神州大陆奇男子”，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成了英雄，有的成了罪人。但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产儿，都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这或许就是中国近代军校教育与一代军人的历史宿命吧。
也是从天津到黄埔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