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一天，在沈阳。农机部副部长项南从北京赶过来，参加一场追悼会。逝者名叫梁明德，生前是辽宁省的一名普通干部。追悼会现场，项南见到了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两个人握手之后，项南说了一句话。他说：“梁明德是我的亲生父亲。”

任仲夷愣住了。在场的人也都愣住了。父亲姓梁，儿子姓项，姓氏对不上。这个疑问，要追溯到五十多年前的福建闽西。

梁明德本名项与年，1894年出生在福建省连城县朋口镇文地村。由于家里穷，养不活太多孩子，父亲就把他过继给一位亲戚。从那天起，他在族谱上就不姓项了。过继的人家同样清苦，供他读了几年私塾，还是撑不下去。项与年十五岁就成家，扛起了生活的担子。

1918年，项与年二十四岁。他离开老家，到南京投奔三哥项廷爵。项廷爵在法院里做事，接触的人多，消息也灵通。在南京，项与年第一次读到《新青年》这类刊物。他原本只是一个在旧社会里找活路的年轻人，这些书刊让他看见了另一条路。

这之后没过多久，项与年经过三哥介绍，加入了国民党。那是1920年代初，大革命还没有来。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这个党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做官的人多，替穷人说话的人少。

在上海，他接触到共产党人，听他们讲工人和农民的事情，讲俄国的十月革命。1925年，项与年正式入党。这个决定，定下了他后半辈子的路。

入党之后，组织派他到印尼。项与年在三宝垄的华侨工人中间做工作，发展党组织，领导罢工。当地殖民政府马上注意到他，把他抓起来，随后驱逐出境。项与年回到上海。真正属于他的战场，就在眼前了。

1927年，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同时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特科下面分四个科：总务、情报、行动、通讯。项与年被编入第三科，也就是行动科。行动科还有一个更有名的称呼：“红队”。红队的主要任务是锄奸。党内出了叛徒，他们就负责执行纪律。

1929年8月，彭湃、杨殷等五位重要的共产党干部在上海开会时被捕，随后被国民党处决。出卖他们的，是中央军委秘书白鑫。

白鑫叛变之后，躲进国民党特务范争波的公馆，准备逃往国外。总理下了命令，绝不能让白鑫跑掉。项与年和红队队员接下了这个任务。他们摸清了范公馆的地形，守在霞飞路一带。

1929年11月11日夜里，白鑫走出公馆大门，正要上车。项与年几个人从暗处闪出，枪响了。白鑫当场被打死。整个行动干脆利落，上海滩为这件事震动。项与年打出了红队的威名。

除掉白鑫之后，项与年转入更隐蔽的岗位。他化名“梁明德”，对外身份是一个跑生意的商人。他在上海八仙桥附近租了一处房子，把妻子和年幼的儿子项南接来同住。

这处房子，是住家，也是联络站。地下党的同志常来开会、交接文件。妻子和儿子什么都不问，什么也不知道。

项南那时候还小，只记得父亲总是很忙，家里常有陌生人来。他不懂父亲在做什么，也不敢问。这个家，就这样平静地悬在险境里，过了好几年。

1934年秋天，项与年接到一个任务。这个任务要把他推到历史的前台。当时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召开军事会议，调集一百五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

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设计了一套方案，用层层碉堡把苏区箍起来，像铁桶一样往里收缩。这套方案被定名为“铁桶计划”。计划文件非常厚，兵力部署、火力配置、进攻时间表，全都写在上面。一旦照此执行，红军将无路可退。

参加庐山会议的国民党赣北保安司令莫雄，真实身份是秘密党员。会议一结束，他把整套“铁桶计划”文件带下山，交到了项与年手里。

项与年接过文件，看了一眼就明白了。这份情报要是送不出去，红军就完了。他连夜把文件内容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山路不能走，公路有岗哨，他只能靠两条腿翻山。

从德安到瑞金，几百里路，关隘重重。国民党军队在各个路口设了卡子，盘查每一个过路的人。项与年走了几天，眼看就要进入苏区外围，岗哨越来越密。他对着溪水照了一下自己，穿长衫、戴眼镜，一副先生模样，实在太扎眼了。

他蹲下身，捡起一块石头，朝自己嘴上砸了下去。

两颗门牙断了。血顺着嘴角淌下来。他把衣服撕破，滚了一身泥土，头发揉乱，脸上抹满污血。一个斯文先生消失了，站在路上的，是一个蓬头垢面、满嘴淌血的乞丐。

他拎着一只破口袋，里面装着那四本字典，继续往前走。每过一个卡子，哨兵都捂着鼻子挥手让他快走。他弓着腰，嘴里含混不清地咕哝着，脚下的步子不敢快，也不能慢。就这样，项与年一个关卡一个关卡地混过去，一直走到了瑞金。

1934年10月初，项与年把密写字典交到了中央军委情报局。总理接过字典，让人连夜译出。整套“铁桶计划”摆在桌上，调动兵力、合围时间、碉堡分布，一清二楚。

中央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做出了决定，提前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主力八万六千多人从江西于都出发，开始长征。

七天之后，国民党军按照“铁桶计划”发起总攻。包围圈合拢了，可苏区核心地带已经空了。一百五十万大军的铁桶，扑了一个空。在长征途中，主席多次提过这份情报的分量。他讲过，没有这份情报，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项与年的名字，他记住了。

情报送出去之后，项与年没有留在苏区。组织安排他继续隐蔽，他去了香港，身份还是梁明德。从这时起，他和妻子和儿子彻底断了联系。

妻子带着项南回到福建老家，项与年音讯全无。没人知道他是死是活。项南一天天长大，参加革命，入了党。到1940年代，他已经是安徽一带的青年工作负责人。可他始终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哪里，是否还在世。

失散多年，项南心里一直存着这个疑问。他向组织部门打听过父亲梁明德的下落，但档案里没有这个人的详细记录。他哪里知道，梁明德只是一个化名。

谜底在1949年被无意中揭开了。那一年，项南担任安徽省团委书记。省委书记曾希圣找他谈工作，也说些家常。

聊到一半，曾希圣忽然问了一句：“你父亲是做什么的？”项南答不上来，只知道父亲早年是个商人，后来就没了消息。曾希圣又问：“你在上海住过什么地方？”项南描述了小时候住过的房子，八仙桥附近，屋子不大，家里常来客人。

曾希圣听到这里，脸色变了。他很熟悉这个地方。当年他在中央特科工作时，曾多次到八仙桥的一处联络站开会。那个联络站的负责人，正是项与年。

曾希圣没有当场说破。他随后经过组织渠道核实了梁明德和项南的父子关系。一条断了的线，就这样在一次谈话里接上了。

1953年，项南接到通知，到沈阳见一个人。他赶到沈阳，在招待所的房间里，见到了一个头发花白、缺了两颗门牙的老人，梁明德也就是项与年，他的父亲。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谁都没有大声说话。项南看得很清楚，父亲的门牙是齐根断掉的，断掉的地方，牙床已经磨平了。他没有问怎么断的。这么多年过去，答案已经写在岁月里了。

父子重逢后，项与年继续用梁明德这个名字在辽宁工作。他担任过辽宁省政协常委，也做过省监察厅副厅长。他工作勤恳，为人低调。单位里的人只知道梁明德是个老革命，资历很深，却不清楚他具体做过什么。

项与年从来不提特科的往事，庐山的情报，敲掉的牙齿，他全都压在心底。当年的战友有的牺牲了，有的还在隐蔽战线工作。他不能讲，也习惯了不讲。就这样，他默默工作，一直到1978年。

这一年，项与年病逝于辽宁，终年八十四岁。追悼会按常规规格办了，单位写了悼词，同事前来送别。直到项南从北京赶来，对任仲夷说出那句话，人们才知道，这位梁明德老人，就是当年用石头敲掉门牙、化装成乞丐穿越封锁线、把“铁桶计划”送到瑞金的人。

追悼会散了。项南在父亲遗体前站了很久。他没有说太多的话。周围的人只看到他俯下身，对着父亲的嘴看了很久。那里，缺着两颗门牙。项与年的名字，连同梁明德的名字，一起安静地留在了1978年沈阳的冬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