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原到汴梁——刘知远的“大汉”梦公元947年，契丹人打进开封，石重贵被掳走，后晋亡了。可就在同一片中原大地上，太原城里又冒出一股新势力，沙陀人在中原建立的第三个王朝——后汉，由刘知远一手搭了起来。

刘知远是唐昭宗乾宁二年（895）生在太原的。父亲叫刘碘，在李克用手下当兵；母亲姓安，听姓氏大概率是昭武九姓的胡人。沙陀人里除了朱邪氏这一支被唐朝赐了李姓，剩下的刘知远、杨光远、郭从义、瞿稹、张彦超、白重赞这些人，原本都是沙陀平民，姓氏全是后来跟着汉人学的。一个北方游牧部族，几代人就把自己活成了汉地军阀的模样，连名字都换了。这件事本身比他们打的仗更有意思。
清代赵翼写过一篇《廿二史札记》，里面有一节叫《一军中有五帝》。说的是李存勖当晋王的时候，跟梁军在黄河边上对峙了将近十年。
当时李嗣源是大将，他的养子李从珂、女婿石敬瑭都在军中，而刘知远那时不过是石敬瑭手下的一个小校官。就这么一支队伍里，后来走出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末帝李从珂、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汉高祖刘知远，整整五个皇帝。赵翼说这是“古来未有之奇也”。


其实不奇。这支队伍就是李克用攒出来的代北军人集团，一帮边地武人抱团取暖，谁拳头硬谁说话，谁有兵谁上位。五代五十多年换了五个朝代，根子就在这儿。
刘知远这辈子和太原绑得很死。他生在太原，后唐明宗朝跟着石敬瑭当过河东牙门都校，后晋天福六年（941）七月又当上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前后两度在河东任职。宗族、亲戚、老部下全在这儿，他在这里喊一声，比在外头喊十声都管用。他老婆李氏说过一句话：晋高祖起事，加上咱们家发迹，虽说有天意，也是这片土地和百姓的福气一起促成的。
郭威讲得更实在：河东山河险固，民风好斗，地上多战马，太平时候种地，打起仗来就上马，这是当霸王的本钱，有什么好愁的。这两段话放一块儿看，意思很清楚——乱世里真正的资本不是血统，不是诏书，是一块能自己养活自己的地盘。

刘知远对石敬瑭是忠的，对石重贵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据说石敬瑭病重时写过一道诏书，召刘知远入朝辅政，结果被石重贵压下来没发。这道诏书到底有没有，史书说法不一，但刘知远从此记恨石重贵，这事是真的。所以开运年间契丹一次次打后晋，刘知远一直在旁边看。他不救，也不反，就看着。同时他打着防备契丹的旗号，拼命招兵，奏请设立了兴捷、武节等十几个军；阳城之战打完，他又把后晋溃散的士兵收拢了几千人。这么一来，河东的步骑凑到了五万。
石重贵不是瞎子，他跟亲信说过：太原压根不想帮朕，肯定有别的心思。他要真有当天子的命，怎么不赶紧来？
这话问得挺准，可惜问晚了。
同一时期，刘知远干了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杀了吐谷浑首领白承福等五族。


吐谷浑从唐末被李克用打散以后，散居在蔚州一带。后唐庄宗设宁朔、奉化两个都督府，让白承福当都督，还赐了姓名叫李绍鲁。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割给契丹之后，这个部族就归了契丹。后来受不了契丹的苛政，又被后晋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引诱，白承福带着车帐羊马投了后晋。
刘知远把这支部落劝到自己这边，安顿在太原东山和岚州、石州之间，还上表推荐白承福当大同节度使，把他们的精骑编进自己麾下。说起来两家还有层亲戚关系：刘知远的父亲死后，母亲改嫁给了一个吐谷浑人，所以他有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叫慕容彦超。慕容是吐谷浑的大姓。
白承福家里极有钱，喂马的马槽都是银子打的。

开运三年（946）八月，刘知远盯上了这笔家产，在郭威的撺掇下，给白承福等五族扣了个谋反的帽子，派兵围住，一口气杀了四百口，家产全部抄没，良马几千匹，财货以百万计，全数充作军费。史书留下一句评语：“由是河东富强冠诸镇。”这七个字很冷。
五万兵马要吃饭要发饷，战马要草料，钱从哪来？从一个已经投靠自己、还被封了节度使的盟友身上来。乱世里的“富强”，很多时候就是这么算出来的。顺便说一句，那个出主意的郭威，几年后自己坐了龙椅，建立后周。
耶律德光在开封皇宫登基的时候，刘知远派客将王峻送去了三道表章。第一道，祝贺契丹进开封；第二道，说太原是夷夏杂居之地，需要屯兵防守，所以不敢离开驻地亲自去道贺；第三道，说贡品本该献上，但道路不通，等路通了再补。

这三道表章写得极其讲究：姿态低到不能再低，理由硬到不能再硬，东西一分不给。耶律德光看完，下诏表彰，管刘知远叫“儿”，还赐了一副木拐杖。按契丹的规矩，只有贵重大臣才有资格受赐拐杖。
刘知远接了。他接的不是拐杖，是时间。
耶律德光在开封登基，满朝文武跪了一地。半个月之后，太原城里也摆起了登基的场面。天福十二年（947）二月十五日，刘知远在太原称帝。这一步走得不早不晚：早了，契丹人还在开封坐着，刘知远就成了当众叫板；晚了，中原的牌桌被人重新排好，刘知远就只剩一个“河东节度使”的身份。半个月，正好是耶律德光把人心得罪完所需的时间。



新朝廷的班底一摊开，全是熟人。亲弟弟刘崇代理太原府尹，把老巢交给自家人；堂弟刘信管侍卫马军，元从史弘肇管侍卫步军，杨邠代理枢密使，郭威代理副枢密使，王章代理三司使。马步军、枢密院、财政三司，三个要害位置全由从太原带出来的旧部把持。再加上刘铢、王峻、王进、吴虔裕、李晖、司超、郭进这些随从，以及张彦成（即张彦威）、苏逢吉、苏禹珪、韩祚、阎万进这批幕僚，后来又立夫人李氏为皇后，任命苏逢吉、苏禹珪为宰相。这份名单说明一件事：后汉不是靠招降纳叛拼起来的，它是河东班底整体南下的一次搬家。好处是忠诚度高，坏处是圈子太小，能分的位置太少，几年之后这批人为抢位置互相动手，后汉也就跟着散了。
有意思的是，刘知远当时既不建国号，也不改年号，继续沿用晋高祖石敬瑭的“天福”，把晋出帝石重贵的开运四年直接改成天福十二年。一个刚登基的皇帝，连自己的年号都不用，这在历史上很少见。

刘知远的算盘很清楚：石敬瑭对契丹称儿称臣，名声坏透了，但石敬瑭给河东这批人的官位是真的；石重贵跟契丹翻脸，打输了，责任在他。沿用天福年号，等于宣布后晋没有亡，只是换了个当家人，契丹才是外来的那一个。这么一来，投降过契丹的官员有了台阶，河东旧部有了 延续，刘知远自己也不用背上“篡位”两个字。
辽太宗耶律德光北撤之后，刘知远开始往南走。那时候除了河东，天下名义上还是“大辽”的地盘。他先派史弘肇拿下潞州（治今山西长治），把南下的门打开，然后和群臣商量进军路线。
最后采纳了郭威的意见：从太原出发，走阴地关（在今山西灵石西南五十里南关镇），经晋州（治今山西临汾）、绛州（治今山西新绛）、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再折向东，过新安（今河南新安）、洛阳，直抵大梁。这条线沿着汾河谷地一路向南，出山口就是洛阳盆地，地形顺，补给顺，不用硬啃黄河渡口。



五月十二日从太原出发，六月十一日进开封，整整一个月。先锋史弘肇在前面开路，几乎是兵不血刃。比郭威当初说的“不出两旬，洛、汴定矣”晚了十天，可刘知远要的是万无一失，不是快十天。对一个刚称帝的政权来说，路上不出任何差错，比早到重要得多。
进了开封，刘知远从“河东一隅之地的皇帝”变成了中原共主，政权建设接着往下做。国号定为“汉”，史书称后汉，他自己改名刘暠，也就是后汉高祖。宗庙怎么排？以刘邦为太祖高皇帝，刘秀为世祖光武皇帝，排完之后才轮到自己直系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四座亲庙。这套排法的意思明摆着：西汉东汉是自家的祖宗。


可刘知远建立的汉朝，和刘邦、刘秀的汉朝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真要扯关系，只有姓氏相同这一条。沙陀人内迁一百多年，到了刘知远这一代，连“我是谁”这个问题都要靠攀附一个千年前的姓氏来回答，这件事本身比攀附更值得记一笔。年号依旧叫天福，刘知远给出的理由是“未忍忘晋也”。这句话听着有情义，实际上还是政治账：认石敬瑭的账，就不必认契丹的账。
所以后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后晋的延续。对原后晋和辽朝任命的官员，刘知远宽容得出奇。
在洛阳时就下诏，让那些接过契丹官职的人不要疑惧，把契丹发的委任书全烧掉；到开封后又下诏，契丹任命的节度使以下各级官吏，各安其职，一概不动。这是最省事也最聪明的做法：国家机器照转，不用换血，也不用清算。可对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后人，刘知远却换了一副面孔。还在洛阳时，他就命令郑州防御使郭从义提前进入大梁清理皇宫，密令处死李嗣源的幼子李从益和夫人王淑妃。


李从益才十七岁，契丹撤退时被硬扶上去当了几天小皇帝。王淑妃临死前求了一句：“我儿是被契丹人强行立为皇帝的，有什么罪至于死？为什么不能留他一条命，让他每年寒食节盛一盂麦饭洒在明宗陵前？”
听到的人无不落泪。这话之所以让人落泪，是因为它戳穿了一个事实：烧委任书是政治，杀十七岁的孩子也是政治。前者是为了稳住活着的人，后者是为了抹掉一个可能被别人拿来用的名分。乱世里留一个前朝血脉，成本可能是一条命，也可能是一场内战，刘知远选了便宜的那一种。
刘知远只做了不到一年的皇帝。乾祐元年（948）正月二十七日去世，庙号高祖，谥号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葬睿陵，在今河南禹州西北部苌庄镇，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世史家对他的评价普遍不高，司马光给了六个字的评价方向：“非仁”“非信”“非刑”。


所谓“非仁”，说的是契丹北撤时留下一千五百名幽州兵守大梁。刘知远进城后接到密报，说幽州兵要兵变，于是下令把他们全部杀死在繁台之下。繁台在今开封东南禹王台公园内，相传是春秋时期乐师师旷奏乐的吹台，汉梁孝王时增筑，后来有繁姓人家住在旁边，因此得名。一千五百人，因为一份密报，一次性处理掉。
所谓“非信”和“非刑”，说的是围攻契丹任命的邺都留守杜重威时，有个叫张琏的军将带着两千幽州兵帮杜重威守邺城。
刘知远多次派人劝降，许诺不杀，张琏出城投降，结果张琏等数十名将校当场被杀；而本该处死、导致后晋灭亡的杜重威不但没死，反而被任命为太子太傅兼中书令，封楚国公。


司马光的评语很直白：“仁以合众，信以行令，刑以惩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国？其祚运之不延也，宜哉！”这话有一半说得通，另一半可以商榷。
杀降、滥杀俘虏，在任何时代都站不住脚；可放过杜重威，未必是糊涂。杜重威手里还有兵、还有关系网，杀了他，他的部属立刻变成敌人；留着他，给他一个虚职，反而能把一批人安抚下来。刘知远要的是尽快坐稳，不是主持公道。代价则是信用这东西一旦用掉一次，后面再想拿出来就很贵。后汉只活了四年，这笔账迟早要还。


有意思的是，官方史书里的刘知远和在民间流传的刘知远几乎不是同一个人。宋金时期有一部说唱作品《刘知远诸宫调》，影响极大。诸宫调是宋、金、元流行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把若干套不同宫调的曲子轮递歌唱，因此得名。
这部作品讲的是刘知远和妻子李三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刘知远父亲早亡，母亲改嫁，他入赘大户李家，妻子叫三娘。三娘父母死后，兄嫂百般折磨刘知远，刘知远待不下去，辞别三娘去太原投军。兄嫂逼三娘改嫁，三娘不从，就被罚剪发赤足、挑水推磨。三娘在磨房产子，怕兄嫂加害，托人送给孩子父亲。刘知远后来因军功做大官，另娶妻室。儿子十六岁时在井台偶遇三娘，母子相认，回去告诉刘知远，刘知远感慨万千，前去认妻，一家团圆。这个情节在宋人编的《新编五代史平话》里已有梗概，《刘知远诸宫调》把它充实扩展，后来元代又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四大南戏之一的《白兔记》（又称《刘知远白兔记》），增添了“咬脐”的细节：李氏磨房产子时用牙齿咬断脐带，孩子取名“咬脐郎”。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剧种在演这出戏。


一个杀降、杀孤儿的军阀，在民间成了苦出身、受欺凌、最终翻身团圆的励志主角。老百姓不关心他在繁台杀了多少人，只关心一个人从最底下爬上来有多难。这两套叙事互不相干，却各自成立。
正史里对李氏皇后的记载，倒是和民间故事接得上。《旧五代史》卷一〇四《后妃列传》写得很直白：高祖皇后李氏，晋阳人。刘知远还没发迹时，常在晋阳别墅牧马，一天夜里闯进她家，把她劫走了。刘知远后来领藩镇，她累封魏国夫人。刘知远在太原起事，要给军士发赏，公库钱不够，打算向城里百姓摊派。
李氏听说后进谏：“自晋高祖建义，及国家兴运，虽出于天意，亦土地人民福力同致耳，未能惠其众而欲夺其财，非新天子恤隐之理也。今后宫所积，宜悉以散之，设使不厚，人无怨言。”

刘知远听完脸色一变，说：“敬闻命矣。”于是停了摊派，李氏把内库的东西全拿出来助军，内外听说的人无不感悦。天福十二年册为皇后，隐帝即位后尊为皇太后。同样是在乱世里掌财权的女人，李氏这番话和后唐庄宗刘皇后抠门敛财、祸到临头还不肯松手的样子一比，境界高下立判。
后汉的灭亡与中原沙陀王朝的结束刘知远一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刘承训这孩子性情温和、长相也好，刘知远特别喜欢他，早就内定要让他接班。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刘承训二十六岁就病死了。刘知远受不了这个打击，悲伤过度一病不起，一个多月后也跟着走了。于是老二刘承祐捡了个大便宜，十七岁坐上了皇位，这就是后汉隐帝。



刘知远咽气之前，把苏逢吉、杨邠、史弘肇、郭威四个人叫进宫托孤，说刘承祐年纪还小，以后后汉的事就全靠你们几个了。四位顾命大臣从此实际掌控了朝政大权。刘承祐这个皇帝只当了三年，但就在这三年里，接连出了几件改变后汉命运的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平定了河中、凤翔和永兴三镇的联合叛乱。
后汉刚立国的时候，晋昌节度使赵匡赞和凤翔节度使侯益两头下注，在后汉和后蜀之间反复横跳。乾祐元年正月，刘知远还在世时就派了左卫大将军王景崇和将军齐藏珍带几千禁军进驻函谷关以西，盯着这俩人。
刘知远给王景崇下了死命令："赵匡赞和侯益的心思谁也说不准，你到了那边，他们要是乖乖入朝就别动，要是还在那儿观望犹豫，你就见机行事。"
所谓"见机行事"，翻译过来就是找个理由干掉他们。同时，朝廷把赵匡赞从晋昌镇调走了。


没想到刘知远很快死了，侯益入朝，反过来在朝廷里说王景崇的坏话，朝廷居然开始猜疑王景崇。王景崇心里不踏实，干脆煽动自己的牙将赵思绾占了长安城造反。河中节度使李守贞当初跟杜重威一起投降契丹，听说新皇帝一上台就把杜重威宰了，心里发毛，也动了反心。
赵思绾主动撺掇李守贞起事，还献上御衣表忠心。李守贞自称秦王，封赵思绾当晋昌节度使。王景崇、赵思绾、李守贞三人结成了反叛联盟，一起跟朝廷对着干。
同年四月，后汉朝廷派郭从义、白文珂、常思等人分头讨伐三镇。但这帮将领互相看不顺眼，谁也不服谁，从春天打到秋天，一点进展都没有。八月，朝廷换将，任命郭威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各路兵马全归郭威统一指挥。

三个叛镇分别向南唐、后蜀、辽朝求救，后蜀还真出了兵帮忙。郭威围攻三镇前后折腾了一年多，直到乾祐二年七月才攻破长安，把赵思绾和他爹、他哥以及部曲三百多口全宰了；河中城破，李守贞和老婆孩子李崇勋等人自焚而死；凤翔镇拖到十二月才被拿下，王景崇全家自焚，部下公孙辇、张思谏开城投降。三镇联兵叛乱这才算彻底平定。



第二件大事，是一天之内连杀三位顾命重臣，这件事直接把后汉王朝送进了坟墓。
刘承祐刚上位那会儿，几位顾命大臣干活还是挺卖力的。史书上记载，杨邠总理朝政，秉公办事，忠心耿耿；郭威负责对外打仗、守卫边疆；史弘肇掌管京城警卫，治安好到路不拾遗；王章管财政赋税，当时刚经历大乱，官府和百姓都穷得叮当响，王章硬是靠着精打细算把国库充实起来了。所以后来碰上李守贞、王景崇、赵思绾三镇叛乱，打了好几年仗，军需供应愣是没断过。叛乱平定之后，除了赏赐开销，国库居然还有结余，国家基本算是稳住了。
但问题是，这几位功臣压根没把小皇帝刘承祐放在眼里。他们之间还互相掐架，矛盾越来越深，甚至当朝动手，将相之间闹得跟水火一样。
杨邠向来瞧不起读书人，经常放话："国家粮仓充实、军队强悍，这才是正经事。什么文章礼乐，有个屁用。"


史弘肇更狠，直接说："安定国家靠的是长枪大剑，要毛笔干什么！"王章听了不服气，怼回去："没有毛笔，赋税从哪儿来？"尤其是杨邠后来以枢密使的身份兼任宰相，大权独揽，朝廷上大小事全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李太后的亲弟弟李业想当宣徽使，刘承祐和李太后私下问杨邠行不行，杨邠一口回绝；刘承祐想立宠妃耿夫人为皇后，杨邠又说不行；
耿夫人后来死了，刘承祐想按皇后规格下葬，杨邠还是不同意。最过分的一次，杨邠和三司使王章在刘承祐面前讨论政务，刘承祐说这事得再仔细斟酌，别让人说闲话。
杨邠居然冲着皇帝来了一句："陛下只管闭嘴别出声，有我们在。"拿这种口气跟皇帝说话，简直是把刘承祐当成了摆设。


刘承祐越想越憋屈，觉得自己就是个提线木偶，心里的怨恨越积越深，久久不能平复。身边那些得宠的近臣看准机会，不断在耳边煽风点火，说杨邠这帮人专横跋扈，迟早要犯上作乱。
刘承祐被搞得疑神疑鬼，有一回夜里听到手工作坊打铁的声音，怀疑有人在连夜赶制兵器，吓得一夜没睡到天亮，整个人都快神经质了。
宰相苏逢吉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的矛盾，是后汉朝廷里最扎眼的一对。两人吵到后来，史弘肇直接拔剑要砍苏逢吉。
一个文官，一个武官，争的不是政策，是皇帝身边那点位置。苏逢吉知道刘承祐的亲信李业等人恨杨邠、恨史弘肇，就在旁边不断添柴。他不自己动手，只负责把话说得难听。



刘承祐于是和李业，加上枢密承旨聂文进、飞龙使后匡赞、茶酒使郭允明几个人关起门来商量，要把杨邠一伙除掉。主意定了，进宫去禀告李太后。李太后说：“这事绝不能轻举妄动，应该再同宰相商议。”
李业当时站在旁边，接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先帝曾经说过，朝廷大事，不可谋及书生，书生懦怯误事。”
李太后又多劝了几句，刘承祐火了：“国家大事，不是闺中妇人所能知晓的。”说完甩袖子走了。
这句话值得单独拿出来看。李业引用的那句“不可谋及书生”，是刘知远生前说的。父亲随口一句对文人的轻蔑，几年后被儿子拿来当杀大臣的许可证。
刘知远大概没想过，他留下的话会被这样使用。而刘承祐顶撞母亲的那句“闺中妇人”，暴露的则是他对自己处境的误判：他以为权力问题靠胆量就能解决，谁先动手谁赢。


乾祐三年（950）十一月十三日早晨，杨邠、史弘肇、王章三人上朝，刚走到东边走廊，几十个全副武装的武士从广政殿冲出来，刀光一闪，三颗人头落地。
紧接着聂文进召集宰相和朝臣到崇元殿，宣读诏旨：“杨邠等人谋反，已经服罪处死。”又把各军将校叫到万岁殿庭中，由刘承祐亲自宣布。
刘承祐说：“杨邠等人把朕当作小孩看待，朕今日才真正成为你们的君主，你们从此可以免除权臣专横的忧患了。”满殿的人愣住，拜谢退下。
随后又召在京的前任节度使、刺史上殿再宣布一遍，分头派使者带骑兵去抓杨邠等人的亲属、党羽、随从，全部杀掉。



一天之内，后汉把自家最核心的班底清空了。杨邠管枢密，史弘肇管禁军，王章管财政，这三个人是刘知远从太原带出来的老班底。刘知远死的时候儿子年轻，只能靠这几个人撑着。撑了三年，年轻人受不了了。可动手的方式选得最坏一种：杀人不留余地。杀三个主谋已经够狠，再把亲属党羽一网打尽，等于逼着所有沾边的人只能往一条路上走——造反。
郭威当时是枢密使兼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驻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他和杨邠、史弘肇都是后汉元老，交情不错。
刘承祐派使者到魏州，密令郭威的部下郭崇威、曹威杀掉主帅郭威和监军王峻。使者把密诏亮给郭威看。


郭威把郭崇威、曹威等将领召集起来，讲了朝廷的变故和这道密诏，然后说：“我与杨邠等人，披荆斩棘，跟随先帝夺取天下，又受托孤重任，尽心竭力保卫国家。如今他们已死，我还有什么心思独自活着！各位就按诏书上的指令，砍下我的脑袋去禀报天子，或许可以不受牵连。”
这话当然是做戏。郭威不可能伸着脖子等死。他要的是当场看清楚谁站在他这边。结果一点悬念都没有：郭崇威等人说，天子年少，这一定是身边小人干的，要是让这帮小人得志，国家哪能安宁？愿意跟随郭威入京扫除鼠辈。
郭威留下养子郭荣（即柴荣）镇守邺都，命郭崇威率骑兵开路，自己领大军南下。一道杀他的密诏，送出来一支灭汉的先锋。



隐帝刘承祐听说郭威渡河，急忙派开封尹侯益、保大节度使张彦超、客省使阎晋卿带兵去挡，又派宦官瑽脱去侦察动向。瑽脱被郭威军抓住，郭威让他回去传话：请隐帝刘承祐把李业等人绑送到军中。
注意这个要求——郭威要的只是交出几个宠臣，他还在讨价还价，还在体制内解决问题。李业等人却说郭威反状已明，刘承祐下令把郭威在京城的家眷全部杀掉。
这一步走完之后，事情性质就变了。此前郭威可以谈条件，此后郭威只能换朝代。刘承祐亲手把自己最后一条退路堵死了。
二十日，两军在开封城北郊的刘子坡对阵。后汉这边的人先把话说满了。
聂文进说：“有臣在，即使一百个郭威也可活捉。”


汉高祖刘知远的同母异父弟慕容彦超更夸张：“陛下明日若宫中无事，请再次出城观看臣下如何击破贼军。我不必同他们交战，只需大喝一声，就可将他们驱散返归营地。”
第二天一打，慕容彦超没能喝退任何人，初战就崩，带着十几个骑兵逃回兖州（今山东兖州）。侯益、吴虔裕、张彦超、袁嶬、刘重进这些人，各自在心里算了一笔账，然后秘密去拜见郭威。五代军队的忠诚就是这么回事：口号喊得响，账算得清。谁给活路跟谁走。
当晚，刘承祐和窦贞固、苏逢吉、苏禹珪三位宰相以及随从官员几十人，在开封城郊的七里寨村过夜。
次日（二十二日）清晨，刘承祐想回开封城，开封尹刘铢据城不纳。皇帝自己的人把城门关了。一行人只好往西北跑，跑到一个叫赵村的地方，忽见后面尘土飞扬。
刘承祐以为是追兵，慌忙下马，想躲进村民屋里。


郭允明见形势不对，打算拿皇帝当见面礼去投降追兵，几步赶上去，一刀把刘承祐刺死。其实后面赶来的是皇帝自己的亲兵。郭允明发现弄巧成拙，横刀自刎。苏逢吉、阎晋卿自杀。聂文进逃跑，被军士追上斩杀。李业逃奔陕州，后匡赞逃奔兖州。
郭威的大军开进开封城时，这座都城刚刚经历了一场十天速亡的闹剧。从乾祐三年（950）十一月十三日刘承祐在东走廊下杀掉杨邠、史弘肇、王章，到二十二日刘承祐自己在赵村被郭允明一刀捅死，前后不到十天，后汉这个政权实际上就没了。
《旧五代史》的史官评价得很重：自古以来宗庙覆灭、祭祀断绝之快，没有比隐帝更甚的。这话说得一点不夸张。一个王朝的寿命，有时候并不取决于敌人有多强，而取决于它自己把内部关系处理得有多糟。


郭威进了城，却没有急着称帝。他心里很清楚账本上还有三个没解决的数字：刘知远的弟弟刘崇是河东节度使，守着山西后院，兵强马壮；另一个弟弟刘信是忠武节度使，驻在许州（今河南许昌）；刘崇的儿子、也是郭威的养子刘赟，是武宁节度使，驻在徐州（今江苏徐州）。这三镇要是联起手来讨伐“篡逆”，郭威手里那点兵力未必顶得住。政变这种事，最怕的就是别人有理由、有兵马、还有名分。刘氏三镇三样全占。
于是郭威做了一件看起来完全相反的事：他主动向李太后上奏，请立刘赟为帝。这一手很稳。
立了刘赟，河东的刘崇就成了新皇帝的亲爹，许州的刘信成了叔父，徐州的刘赟本人更是当事人——三个人瞬间从“复仇者”变成了“受益人”，造反的理由当场消失。
在新皇帝赶到开封之前，由李太后临朝听政，郭威自己退到辅政的位置上。他用一道奏章，把三支可能指向自己的矛，暂时变成了三面护着自己的盾。


接着他派冯道去徐州接刘赟。派冯道这个人也讲究：冯道是四朝老臣，名声摆在那儿，由他去接，等于给这场权力交接盖了一个“合法”的印章。刘赟上路了，一路往开封走，越走离自己的命越近。
就在这时，镇州和邢州同时报来军情：契丹国主耶律兀欲率领数万骑兵南下入侵。李太后下敕，命郭威率大军北上抵御。这道命令本身合情合理，但它给了郭威一样他正需要的东西——一支离开京城、单独掌握在他手里的军队，以及一个可以停下来的理由。
郭威渡过黄河，住进澶州的驿馆。第二天一早，几千名将士忽然鼓噪起来，口号喊得整齐划一：天子必须由郭威侍中来当，我们已经和刘氏结仇，不能再立姓刘的人当天子。有人撕下一面黄旗披在郭威身上，众人高呼万岁，随即簇拥着他掉头返回开封。在宋太祖赵匡胤之前，历史上先上演了一出“黄袍加身”。

这几千人喊得如此齐整，撕旗的动作做得如此熟练，很难相信是临时起意。军队里能在一夜之间达成共识的事，通常是前几天就已经商量好的。郭威要的就是这个场面：他不是自己伸手拿的，是被将士们“逼”着接受的。
黄旗披上身的那一刻，称帝这件事就从“个人野心”变成了“众望所归”。回到开封后，他向李太后上奏笺，请求继续奉祀后汉的宗庙社稷，并且表示会像侍奉自己的母亲一样侍奉李太后。这句话既是承诺，也是交代：我接的是你们的江山，不是砸你们的牌位。
后面的流程走得很快。郭威以李太后的名义发布诰令，把还在路上的刘赟废为湘阴公，不久之后将其杀害；同时派人赶往许州，逼死了刘信。李太后又下诰，任命郭威为监国，代理国政。


这样又过了几天，到次年（951）正月初五，郭威正式即皇帝位，是为周太祖。他自称是虢叔的后代、周室的苗裔，于是改国号为“周”，年号广顺。一个沙陀军人集团培养出来的将领，给自己找了一个周朝贵族的祖先。这条认祖归宗的路，刘知远走过一次，郭威又走了一次。五代的人对血统这件事的态度很实用：需要的时候现找一个就行。
郭威没有食言。他给李太后上尊号德圣皇太后，又以帝王规格和礼仪，把刘承祐葬在刘知远睿陵的西侧，称为“颍陵”。
李太后在显德元年（954）去世，葬在睿陵东侧，称为高后陵。高祖刘知远的睿陵、隐帝刘承祐的颍陵、李太后的高后陵，三座陵墓并排坐落在今天河南禹州西北部的山区里。

生前互相算计、刀兵相见的一家人，死后被安排成左右对称的格局。这种安排里有愧疚，也有政治考量：把前朝的陵寝照顾得体面，新朝的名分就显得干净一些。
后周的建立，给后唐、后晋、后汉这三个沙陀王朝画上了句号。中原皇帝的位子，从沙陀人手里重新回到了汉人手里。不过沙陀人的政权并没有就此终结。在沙陀王朝起步的地方——太原，他们还要继续做一段时间的帝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