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口岸，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货车往返穿梭，司机之间的对话中，时不时蹦出“外蒙”或“胡扎”两个词。
一个是中国人对蒙古国的旧称，一个是蒙古人对中国人的带刺称呼。两个看似普通的词，背后却是深厚而复杂的历史积淀。
“内外”之分，不是地图写的，是历史画的清代治理蒙古，是按地理和部族划分的。漠南，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内蒙古，被划为“内札萨克”。漠北，也就是今天的蒙古国，是“外札萨克”。
这种“内外”的叫法，本质上是行政区划，里面并不带敌意，但却在历史中慢慢变了味。
1691年多伦会盟后，喀尔喀四部归附清朝，理藩院设定了盟旗制度，明确了内外蒙古的治理界限。
到了1907年，清廷的《蒙古回部王公表传》里，依旧延续了这种划分逻辑，甚至在《乾隆朝满文录副奏折》中，还能看到对喀尔喀驻防的详细安排。
1945年，中苏签署《友好同盟条约》，苏联逼着国民政府默认蒙古“独立”。蒋介石虽然在外交上不得不让步，但在日记里还是坚持叫“外蒙”。
这种叫法延续到1950年中蒙建交后才逐渐被替代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但民间的惯性思维并没那么容易被改掉。
蒙古人对此并不陌生，1962年边境勘界会议上，蒙古代表团就提出过抗议，认为“外蒙”这个称谓带有主权否定的意味。而在中国民间，这个词却常常被视作地理定位，未必意识到其敏感性。
“胡扎”这个词，骂的不只是人，更是历史账单蒙古人叫中国人“胡扎”，并非近年的发明。这个词的形成，与19世纪的商贸活动密切相关。
晋商曾长期活跃在外蒙古，特别是在库伦、恰克图等地设立商号，放贷、收债、卖布、卖茶，几乎垄断了当地市场。
大盛魁、日升昌这样的山西商号，年利率高达一两银子借出去，要收回一两二分。这种高利贷让不少蒙古贵族和牧民债台高筑，甚至抵押牲畜和土地。
到了清末，商人之间的信任逐渐瓦解，1885年库伦爆发假货纠纷，棉布里掺沙、茶叶发霉，最后闹上了衙门。
“胡扎”原本只是“伙计”一词的音转，但在这些商贸纠纷中逐渐变成了“奸诈中国商人”的代名词。苏联时期，这个词被意识形态进一步加工，出现在教科书、广播里，专门用来描述“欺骗蒙古人民的汉族资本家”。
1965年的小学教材里，“胡扎”成了反面人物的标准配置。俄罗斯科学院的文档还记录了苏方顾问如何指导蒙古编辑宣传材料，把中国商人塑造成压迫者。语言从来不是中立的，它是权力的延伸，是记忆的投射。
山西祁县乔家的《旅蒙商号经营细则》中，也承认过为了催债，“可以适度使用威慑性言语”，这在对方听来，就是侮辱。久而久之，“胡扎”不仅仅是个词，它成了历史伤痕的代号。
历史的词汇需要现实来拆解，合作才是解毒剂
过去的敌意不一定非要变成现在的对立，中蒙关系在21世纪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正在逐步修复旧有的误解，也在重塑彼此的称呼方式。
塔本陶勒盖煤矿是个典型案例，2022年中方占股40%，技术、设备、管理都由中企主导。蒙古方面开始意识到，对中国的依赖不是“掠夺”，而是互利。
乌兰巴托市的中国商品市场，消费者对“胡扎”的印象也在悄然变化，从过去的“便宜没好货”转为“性价比高”。
教育上，中蒙互派留学生的规模也在扩大。2010年内蒙古大学的蒙古国留学生只有200人，2023年超过2000人。这些年轻人对历史没有那么多包袱，他们更多看到的是机会和合作。
《草原之路》这部中蒙合拍纪录片，在蒙古的收视率排进前十，说明文化认同正在慢慢松动。
蒙古国矿业部2023年的报告中，对中资企业的社会责任做了全面评价，提到“技术培训效果显著，员工满意度高”。中国教育部的《中蒙教育合作白皮书》也显示，越来越多蒙古学生愿意留在中国工作。
这些数据说明，经济互惠和文化互动，是打破“胡扎”刻板印象的关键。当人们开始从现实中重新认识彼此，语言的锋芒就会逐渐钝化。
称呼不只是语言问题，而是历史情绪的延续
语言看似冰冷，其实藏着温度，也藏着伤口。中国人说“外蒙”，很多时候是出于习惯，但对蒙古人来说，那是一个否定主权的提醒。而“胡扎”这个词，表面上是骂人，实则是在表达对历史压迫感的延续。
这不是双边的误会，而是双边的记忆不同步。中国在近代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同时，也曾在边疆地区以“商人之手”延伸影响力。
蒙古作为曾经的清朝藩属，被夹在中俄之间，长期缺乏真正的主权空间。这种历史体验的差异，直接投射到了语言的使用上。
边境民众的互信度研究显示，虽然贸易往来频繁，但在文化认同上依旧存在割裂。电影、文学、教育等领域的合作虽然在推进，但要彻底改写彼此的称呼方式，还需要时间和制度的支撑。
《跨越阿尔泰》这部纪录片记录了中蒙牧民如何在共同放牧区协商草场使用，这种草根层面的协作，比外交文件更能影响人心。在荒漠与草原之间，真正的理解不是写在条约上，而是在一次次合作中建立起来的信任。
语言的背后，是民族国家建构的未竟之业
称呼不是随机产生的，它总是跟权力、边界、身份挂钩。清代的“内外蒙古”划分，是帝国治理的工具。
民国的“外蒙”坚持，是主权焦虑的体现。而“胡扎”这种侮辱性词汇，则是边疆经济冲突的语言沉积物。
如今的中蒙都在重新定义彼此。中国强调“一带一路”，蒙古提出“草原之路”，两者试图在区域发展中找到共同语言。但要真正实现“命运共同体”，不仅要修路、修桥，更要修复语言背后的历史裂痕。
在这个过程中，称呼就成了风向标。“外蒙”能不能被替代成“蒙古国”，“胡扎”能不能被逐渐淡化，不是媒体说了算，也不是政府一纸公文能决定的，而是要看现实中人们怎么交流、怎么合作、怎么认同彼此。
历史的词语可以被历史更新，但更新的前提是现实要先走在前面。
只有当中蒙之间的关系真正摆脱旧有框架，语言才能不再是伤人的工具，而变成理解与尊重的桥梁。语言变了之后才算走出了历史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