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公布后,“男性比女性多出3490万”这一数字被反复引用。
2020年11月1日零时,全国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
这组数字让“剩男”从一个调侃式的网络词汇,变成了有统计依据的社会议题。
到了2026年,回头再看,情况和不少人的预想并不一样。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末数据,我国男性总人数为71685万,女性为68804万,两者相差2881万。
与七普时相比,男女人口差额缩小了约609万。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4年末数据也显示,男性71909万、女性68919万,差距已降到3000万以内,收窄的趋势前后可以互相印证。
数字在变好,有人便顺势认为大龄男性的婚配压力会自然缓解。
也有一种说法流传更久,认为与其等结构慢慢调整,不如把目光投向国外,靠“娶外国新娘”来补上缺口。
这两种判断都值得仔细推敲。
一、总量差距收窄,婚配难题仍在
性别差缩小,并不意味着适婚人群的失衡同步改善。
总人口中的差额收窄,相当一部分来自人口老龄化:女性平均预期寿命更长,高龄段女性多于男性,会把整体数字拉平。
可真正影响婚配的是二三十岁的年龄段,七普时20岁至40岁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约1752万,这部分人正处在婚育的关键期,不会因为总量数字好看就自动消失。
另一个变化同样关键。
在高等教育领域,女性占比已经超过一半,受教育程度提高以后,女性的择偶标准和婚育观念都在改变,城乡之间、学历层次之间的婚配错位随之加深。
一边是城市里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晚婚或不婚,另一边是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大龄男性找不到对象,账面上的男女比例改善,并没有消解这种结构性的错配。
正因为国内的结构问题短期难以扭转,“娶外国新娘”才被一些人当作现成的出路,网上相关讨论不少。
财经评论人张捷对此的看法很明确,这条路走不通,跨国婚姻解决不了剩男问题,还可能引出比预想更复杂、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外国新娘之所以会被反复提起,前提在于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
经济条件改善以后,中国男性在一些国家的婚恋市场上具备了一定吸引力。
可选择的来源地其实有限,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东南亚,近些年也有少数东欧女性愿意嫁到中国,但数量不多,多数人更倾向于东南亚。
问题在东南亚已经显现。
张捷提到,他看过一段讲述老挝等国情况的影像资料,大批中国单身男性前往当地找媳妇,当地人对此的观感并不好。
国内也流传着“越南新娘便宜”之类的说法,可真正娶回来以后麻烦接连不断,骗婚、诈骗这类问题屡见不鲜。
二、跨国婚姻引流,隐患层层叠加
这类婚姻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首先要弄清楚的。
张捷认为,既然双方并非出于感情结合,那么维系婚姻的主要就是经济条件。
以经济为纽带的婚姻,过程中会冒出很多问题,对方看重的是钱,有人骗到钱就回国了,婚姻随之落空。
这类案例并不少见,构成了第一层风险。
从官方层面看,相关风险早有提示。
我国法律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涉外婚姻中介,中国驻孟加拉国使馆在2025年5月也专门发布提醒,告诫国内公民不要轻信跨国婚介、不要“买外国媳妇”,以免陷入骗婚甚至触犯当地法律。
这说明所谓“外国新娘”市场背后,牵扯的不只是个人婚姻的成败,还有拐卖、非法中介等违法链条。
第二层风险更深。
新娘嫁过来以后,往往不是只身一人,其亲属如需入境,仍须依法申请签证和办理居留手续。
一些地区来华人员当中男性本就远多于女性,女性通过婚姻进入以后,还可能借助婚姻身份,把本族群的男性一并带过来。
本来是为解决“娶妻难”开的口子,最后有可能变成男性移民进入的通道,这和当初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张捷强调,中国不是移民国家,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别人也有别人的文化,彼此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不能小视。
如果以“剩男娶外国新娘”为理由放开移民,后续局面会相当复杂。
随着中国继续发展,接下来很可能要面对周边国家的移民潮,到那时就不只是女性过来的问题,男性也会大量涌入。
外籍人员的管理在国内早已引起讨论。
广州部分区域外籍人员聚居、非法滞留的问题,此前就受到不少关注。
由此带出一连串难题,已经形成的非法移民要不要给合法身份,就是首先绕不开的一个。
更棘手的是遣返。
一些非法入境者进来以后把身份证件一撕,就很难查清他到底来自哪个国家,即便查出来了,对方国家也可能不认,人送不回去。
能顺利遣返,本身已经很不容易。
三、移民闸门难开,根本还靠内修
张捷认为,中国需要提前有所准备,因为一旦放开,将来可能面对像美国那样艰难的移民治理局面。
在美国,移民问题长期是两党争执的焦点,2023年共和党控制众议院以后,推动通过了新的边境安全法案,美墨边境的移民形势也一再紧张。
中国如果处理不当,同样可能陷入类似的困境。
从现实情况看,大量与东南亚女性缔结的婚姻中,部分外籍配偶未依法办理有效签证或居留手续,可能面临非法滞留和遣返问题。
可要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把她们一概合法化,又必然刺激非法移民集中涌现。
本想化解大龄男性的婚配难题,结果政策一松,带来的反而是更大的问题和更大的冲击,而且各地承受的影响也会各不相同。
同样的移民问题,落到中国身上,冲击会远比美国大。
美国本身就是移民国家,国土面积大,人均土地多,而中国人均土地资源相对紧张,社会的承载能力并不一样。
有人会顺着这个话题追问,中国是不是该减少人口。
张捷一直认为,中国的人口问题不在于总量,而在于结构。
外国新娘话题针对的,其实也是结构问题,也就是适婚男女比例的失衡。
前面提到的数据恰好说明了这一点,男女总人口差距从3490万收窄到2881万,账面上的改善确实存在,但婚配难题的症结在年龄结构、城乡分布和教育差异上,靠引入外籍女性并不能触及这些症结,用跨国婚姻、放开移民的方式去处理结构问题,代价反而更大。
相比之下,在国内围绕结婚、生育做政策调整,更实惠,也更有保障。
这方面国家已经在持续发力。
近年来从放开三孩、推进普惠托育,到发放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一系列措施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让愿意结婚生育的年轻人少一些后顾之忧。
比起把希望寄托在国外,这些着眼于国内的办法,才是真正对准了问题的根源。
张捷还指出,劝中国放开移民的声音,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舆论。
各种说法反复强调中国应当放开移民,可一旦族群构成变得复杂,主体民族的凝聚力被削弱,国家的民族问题就可能变得尖锐。
中国能够长期保持稳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占据主要比重,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彼此差别并不大。
可要是大规模放开移民,后面的局面可能就不在掌控之中了。
有些说法打着“新娘问题”“跨国婚姻”的旗号,看上去像是一层糖衣,里面裹着的却可能是炮弹。
从3490万到2881万,男女人口差距的收窄确实出乎不少人的意料,但这个数字更适合被当作观察人口结构变化的一个窗口,而不是问题已经解决的信号。
外国新娘的问题,牵涉的也远不只是个人婚姻,还关系到移民管理、社会治理、文化融合和国家的长远稳定。
与其寄望于跨国婚姻,不如把力气用在国内,从婚育政策入手,一点一点改善人口结构,这条路走得慢一些,却走得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