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高层对毛主席的评价是：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
这个评价告诉了我们，毛主席的一生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一生。简而言之，毛主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是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从打江山到保江山，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就是要跳出历史周期律，为了让人民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新中国建立以后，毛主席倾注了全部精力思考国家发展建设与人民政权巩固的两大课题。
还在1944年，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阶段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人民正在全力以赴地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挑战。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看到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因为郭沫若的文章记述了李自成率起义部队进京后，因骄傲腐败最终导致失败的全过程和原因。这篇文章从历史的角度，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的原因、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总结。毛主席看到后，引起了高度重视。当即指示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党的干部发放，要求从李自成身上吸取教训。毛主席在《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中号召全党：“近期我们印发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为什么引起毛主席如此重视？因为历史经验告诉了我们“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毛主席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中国革命的未来，因此，向全党提出了“我们不做李自成”的告诫。
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毛主席就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窑洞探讨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
1949年3月，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其时，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党内都洋溢着一派胜利、欢乐的气氛，然而毛主席却与其他同志的表现出完全不同，他敏锐地预言：“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因此，毛主席明确向全党指出：“夺取革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京时，毛主席对身边的同志们一再强调我们这进京赶考，一定要考出个好成绩。
在革命还是在即将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就一直在不断的向全党敲起警钟，这都是为了巩固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
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件，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利用不正当手段，窃取了国家最高领导者的位置。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就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厌恶，在否定斯大林的同时，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否定了。在苏共二十大上公开否定斯大林，恶毒攻击斯大林，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改革，把苏联引向了歧途。
1956年，苏共20大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二评”文章，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言行进行了揭露和批驳。同年，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五评”文章。先后发表了“九评”文章，揭露和批判了苏联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问题。
赫鲁晓夫上台后，一方面，在国内彻底背叛了斯大林和列宁主义路线。另一方面在国际上，主要是与中国进行争夺国际领导权的斗争。
赫鲁晓夫借反斯大林“个人崇拜”为名，刮起了一股修正主义的妖风，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反苏反共的逆流。中苏两党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谁听谁的，谁是世界革命领袖的问题上产生了认识分歧，这种分歧到后来越来越大。到1962年中苏两党矛盾全面爆发。
1962年12月26日，毛主席69岁生日的当天，他面对赫鲁晓夫和他的兄弟党的围攻，愤怒地写下了《七律·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宣示了与赫鲁晓夫斗争的决心。
随着苏共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背叛，东欧也发生了剧变。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一向以与社会主义阵营为敌的美国受到了巨大的鼓舞，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就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他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这就让毛主席更进一步引起了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忧思，在杭州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并论述了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以引起全党的高度警觉。
但是，防止和平演变，最根本的是要注意些什么呢？1963年5月，毛主席在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上批示：如果共产党人不能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
1965年后，毛主席认为，中国会不会资本主义复辟，关键不在基层，而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其危险比自下而上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改变颜色要快得多。
建国70周年大型文献片《我们走在大路上》对毛主席发动的WG是这样说的：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的探索和不懈斗争。
从苏共的20大和东欧剧变，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巨大影响，可以看出修正主义正像瘟疫一样以共产党的特殊形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大规模地泛滥起来，它一步一步地摧毁了共产党人向共产主义目标奋进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共产党改造成一个个“社会民主党”，甚至是把共产党搞成了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天然敌人，把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引向了邪恶和不归路，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先后把几乎所有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搞垮，使本来代表正义力量的国家走上了亡党亡国之路。
对此，毛主席引起了高度警觉，1962年1月30日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么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的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所以，后来他老人家指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所以，在那场运动开始的时候，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为什么要重点整“走资派”？道理很简单，因为走资派不是一般的人，他们往往身居高位，掌握着一定的国家权力，这样的人一旦阴谋得逞，就会把国家引向歧途。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走资派就是那些挂着共产党招牌背离共产党的原则立场，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路线，推行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领导人，他们可以起到任何敌对势力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比如前苏联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一批修正分子的所作所为，就清楚地知道了走资派对国家所造成的巨大危害，这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这些走资派就是打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最终导致一个强大的苏联土崩瓦解，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惨痛的教训。他们的作用是一般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以及对国家不满的反动分子所望尘莫及的，这些人即使再怎么闹腾，也只不过是像水里的泥鳅，再怎么闹腾，也掀不起巨浪来的，但走资派就完全不一样。因此，伟人吸取了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考虑，敲响了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