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飞龙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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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我在水产公社卫生所当一名赤脚医生，有幸认识了老李和林医生。林医生长我十余岁，是位和蔼可亲的大姐。老李是公社下属的水产场一名职工，他常来卫生所看病。
卫生所共有三人，我、林医生，还有一位华医生，是我的师傅。当然林大姐也是我的师傅。华医生是从茅山头垦殖场医院调来的，而林大姐则是从九江县新洲垦殖场四分场医务所转来的。
兴许是长期在基层医务所工作，和庄稼人打交道，林大姐没有一丁点医生的架式，路上遇到熟人，唠起话来没完没了，前八百年后八百年，非常亲热，仿佛个个都是她的娘家人。
林大姐长得稍黑，精干，剪着短发，她有两个儿子，都是在新洲垦殖场出生的。那时她住在十里，来卫生所上班常把小儿子带来。每天乘车，中途还要倒三次公交。来回奔波颇为辛苦。
和林大姐相处久了，便略知她的故事。原来林大姐的父亲曾在解放前就在南昌铁路上工作，还是一位总工程师，“文革期间”，上面分配给铁路局二十多个“右派”指标，并敦促尽快落实到位。第一批落实十多个，还有几个名额实在无法落实。于是，局领导决定召集大家开会，恳请大家畅所欲言，积极向组织提意见，谈想法。林爸生性耿直务实，思忖半晌，觉得不提点什么，实在对不起领导的关照，接着就真诚地提了两条，说了大实话。殊料没过二天就稀里糊涂地接到被打成“右派”的通知，接下来的“待遇”就是全家下放，从南昌下放到赛城湖垦殖场。
公社卫生所和赛城湖相距大概二公里，我曾随林大姐去过一趟赛城湖，见到她的父母。两位老人住在低矮潮湿的平房里，精神却非常乐观豁达，林爸谈吐举止斯文，一看就是个有学问的人。家里陈设虽然简陋，但很干净温馨。
老李很特别，高个子，嗓音大，右眼没有眼珠，凹陷很深。他常来卫生所看感冒，但凡天气不稳，他就来卫生所拿感冒药。至于老李的眼睛为什么瞎了一只，好像他曾说过。我忘了。好像是在他小的时候弄的。
老李和林医生挺熟，关系甚好，因为他也是从新洲垦殖场四分场转来的，俩人还曾是邻里。
老李来卫生所，有时他老婆也跟着他一起过来。老李的老婆长得好看，秀巧，伶俐，能说会道，总觉得她配老李绰绰有余。后来才知道她是被老李“骗来的”，她曾是南昌人。
说起新洲。新洲曾是主产棉花的农垦基地，属国营农场。上世纪六十年代，新洲垦殖场缺人，缺劳力，且男多女少，为缓解这突出矛盾，据说场领导出了一个很大的馊主意，说白了就是骗人来新洲。他们在南昌多所学校门口张贴招工广告，谎称招聘有文化的女生来新洲纺织厂工作，且薪资丰厚，国营单位。不少在校的女生一看广告就心动不已，本着为家里减轻负担，不少女生就瞒着父母偷偷报了名。老李老婆就是其中的一个。
据老李老婆后来回忆，当时她看到招工广告后就兴奋得夜不能寐，转天就偷偷地拿出家里的户口本，瞒着家人就报了名，紧接着就是注销南昌户口，然后就被一辆敞篷的卡车拉到九江。到了九江，卡车没有停下，一直把她们送到新港镇江边的轮渡码头才卸下，然后渡江，上岸后，又接着步行，沿路两旁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棉田，田里是一片连着一片的棉花。哪有什么招工广告上说纺织厂，连影子都没看到。直到她们来到总场，再又分配到第四分场。
当事成定局，才知道被骗。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后悔伴随着眼泪，眼泪伴随着长夜。从省城一个品学兼优的女学生突然转换到一个偏僻乡间的种棉女，这落差就像是从天堂到地狱。
要生存就得要吃饭，要吃饭就得要种棉。一个对农事一窍不通的女学生，对种棉更是找不到头绪，摸不着边际。不过，很快就有热心的光棍出现在她们身旁嘘寒问暖。接下来的日子便是边劳动，边帮助，边暗生情愫，日子一长，时候差不多了，在广阔天地里，在革命的风浪中，生米煮成了熟饭，于是，就两床被子合在一起，一个新家庭和一个新生命几乎同时诞生。
老李就是这样把老婆“骗到手的”。婚后俩人的日子过得虽苦，却也很知足，儿女也是踩着肩生了几个。
“撤社建乡”不久，林医生就调到庐山区（今濂溪区）医院工作。老李依旧是老样子，就住在我家附近，经常能看到。非常内疚的是，我很想去拜访林医生，但一直未能成行如愿，不是不想见，是想见又害怕见到。时间一久，内疚和愿望就慢慢麻木了。再说，世事沧桑，落入草莽，经年事困病缠，早已淡漠枯荣，且我又是一个不擅言谈木钝之人，即便见了，又能说些什么呢？
老李的老婆曾做了一个大手术，命保住了，身上却常年吊着一个袋子。吊了十多年。每次见到老李和他老婆，都停下来闲聊几句，老李老了许多，头发都根根白了，那只瞎的右眼凹陷更深，像一口枯井，更像个不忍窥视的时光隧道口。
当然我也老啰哟，就像季羡林老先生说的，我就是那个“大多数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凑数的”人。
2025.8.7初稿
2025.11.1成稿
【作者简介】
陈飞龙，生于1964年，九江人。现居八里湖畔。创作散文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