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23日，南京明孝陵，毛主席与陈毅并肩走过沧桑的石像路，在一幅朱元璋画像前停下了脚步。
画中的朱元璋面容瘦削，下巴突兀地前伸，形成了民间俗称的“鞋拔子脸”模样，五官拼凑出一种近乎滑稽的粗陋感，与他九五之尊的身份格格不入。
陈毅凝视片刻，忍不住发出感叹：“朱洪武这人啊，大概是怕有人刺杀他，所以故意让画家把他画成这样丑陋，其实他本人并没有那么难看。听说他死后，南京城四个城门同时开门出殡，迷惑世人，防止盗墓，这种心思确实深沉。”
毛主席听后，嘴角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回应得简洁而干脆：“这都是些传说。”
这六个字，像一阵清风拂过，将关于相貌的揣测、野史的附会、神秘的渲染统统扫到一旁。
他随即把话题转向了那改变历史的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在毛主席看来，朱元璋从放牛娃到开国皇帝的传奇，靠的不是面相奇特或故弄玄虚，而是这份深得民心、顺应时势的政治智慧。
这番对话不经意间流露出毛主席历史观的核心——他从来不信什么帝王异相的鬼话，对那些史官笔下为统治者涂脂抹粉的记载始终抱有怀疑。
他曾以《慈禧写照记》中外国画师对慈禧容貌的美化为例，嘲讽古代记录的失真程度。
在明孝陵的这番议论，就是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的又一次自然流露。
值得细品的是，毛主席对朱元璋的评价，始终盘旋在一个极高的水准上。
翻开他读冯梦龙《智囊》时留下的批注，一行遒劲的字迹跃然纸上：“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这句话的分量重若千钧，直接将朱元璋排在了中国历代军事家的第二位，就连孙武、韩信、岳飞这些战神级别的名将，都被他排在了身后。
毛主席如此推崇朱元璋，绝非空穴来风。
鄱阳湖上那场惊心动魄的决战，朱元璋以二十万水师大破陈友谅六十万大军，被毛主席赞为“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
而从濠梁起兵到定鼎金陵，再到横扫残元统一华夏，这位布衣天子几乎未尝败绩，这份战绩在中国战争史上也实属凤毛麟角。
毛主席自己就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他深知在冷兵器时代，一个从未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放牛娃，要达到这样的成就，需要何等惊人的天赋与学习能力。
这种欣赏在1964年5月又一次得到印证。当毛主席翻阅《明史》时，他指着书页对身边人说：“明朝时期，除了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这两位皇帝，由于识字较少，他们的统治还算不错，其余的皇帝……几乎都毫无建树。”
乍听之下，这话似乎有些矛盾——“识字较少”怎么还能“统治不错”？
但正是这种反差，体现了毛主席独特的用人观和人才标准。他历来主张“可不要看不起老粗”，并常将朱元璋与成吉思汗、刘邦并列，称他们“不识字”或“读书不多”，却能成就煌煌帝业。
这并非真的说朱元璋目不识丁，而是强调他并非依靠满腹经纶或华丽辞藻，而是靠着草根阶层特有的直觉、韧性和对实际问题的洞察力，办成了经天纬地的大事。
在毛主席看来，书本知识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能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不能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那不过是空中楼阁。
朱元璋的成功，恰恰在于他始终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从民众中汲取智慧。
当然，真正让毛主席为之击节赞叹的，还是那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被毛主席称为“九字国策定江山”。
这短短九个字，浓缩了战略防御、经济基础和时机把握三重智慧，堪称古代版的持久战思想。
1969年，当中苏关系剑拔弩张、战争阴云密布之际，毛主席在中南海里向周恩来重提这一方略，其借鉴意义不言而喻。
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恰恰说明毛主席欣赏朱元璋，并非出于个人好恶，而是基于对历史规律深刻把握后的理性认同。
他从这九个字中看到了一种普适性的战略思维——不冒进、不逞强，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最终水到渠成。这种思想与毛主席自己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在精神内核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两人经历的相似性，无疑为这种欣赏增添了情感底色。毛主席与朱元璋，一个出自湖南韶山农户，一个生于安徽凤阳贫民；一个历经数十年武装斗争建立新中国，一个从寺庙小沙弥打拼成大明开国之君。
他们都曾与泥土为伴，都深知民间疾苦，都走过从底层到巅峰的漫长征途。这种草根逆袭的故事，天然地能引起毛主席的共鸣。
他理解那种在绝境中求生的坚韧，懂得团结民众的重要性，更明白一支农民军队要成长为正规力量需要付出多少代价。
所以当历史学家吴晗撰写《朱元璋传》时，毛主席特意叮嘱：“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这不是要为朱元璋讳言过失，而是强调对这位农民起义领袖应采取“基本肯定的态度”。
他深知，站在革命者的立场上，朱元璋的成功为所有被压迫者提供了历史证明——帝王将相并非天生贵种，江山也不是世袭的私产。
然而，毛主席的肯定从来不是盲目的。他比谁都清楚，朱元璋在晚年显露出的猜忌与暴戾，那令人颤栗的滥杀功臣，都是无法回避的污点。
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功大于过的评价。这种客观分析的态度，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既不因功绩而掩盖错误，也不因过失而否定整体。
在毛主席看来，朱元璋的猜忌或许源于农民起义领袖对政权丧失的本能恐惧，滥杀功臣则是小生产者历史局限性的体现。这些缺陷需要批判，但不能因此抹杀他推翻暴元、建立新秩序的历史功绩。这种清醒的认知，与那些将历史人物脸谱化的简单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有趣的是，尽管评价如此之高，毛主席在《沁园春·雪》中却并未提及朱元璋。这首气势磅礴的词作，只点到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五位君王。这曾让一些研究者感到困惑，甚至有人误以为这是对朱元璋地位的忽视。
其实，诗词创作自有其艺术规律，意象选择、格律限制、情感递进都有讲究。毛主席在这首词中要表达的是对历史上那些以武力征伐、开疆拓土的统治者的俯瞰与超越，而朱元璋的形象或许与这首词的特定气韵不完全契合。
这纯粹是艺术创作中的技术性考量，绝非历史评价上的轻重之分。要知道，一个在读史批注中将朱元璋排在李世民之后的人，不可能忽视其历史地位。
纵观毛主席对朱元璋的所有评价，一条清晰的主线贯穿始终：他从不关心那些附着在历史人物身上的神秘色彩和传奇演绎，无论是鞋拔子脸的传说，还是四门出殡的诡谲，在他眼中都是无足轻重的花边新闻。
他关注的是朱元璋如何从元末乱局中洞察民心向背，如何在军事上做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如何在政治上把握“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定力。
他欣赏朱元璋从草根中崛起的生命力，也批判其晚年滥杀的暴虐；他肯定其推翻旧秩序的革命性，也指出其建立新王朝后的历史局限。
这种评价既有基于相似革命经历的深切理解，也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的客观剖析。
说到底，毛主席眼中的朱元璋，是一个去除了帝王光环和神秘色彩的“人”。
这个“人”没有异相奇貌，只有实实在在的军事才能；不靠鬼神保佑，只靠民心所向和战略眼光；不是天生的统治者，而是从社会最底层一步步走出来的胜利者。
这种评价方式本身就具有革命性——它打破了千百年来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的传统史观，将历史人物还原到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去理解，关注他们的实际作为而非虚幻传说。
明孝陵前说的那六个字“这都是些传说”，道尽的正是这种历史观的精髓：历史的面目不在虚构的故事里，而在那些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重大决策与深远谋略中。
朱元璋的伟大，在于他用自己的方式结束了元末的黑暗，为华夏文明开辟了新的可能；而毛主席的伟大，在于他用穿透迷雾的眼光，为我们重新解读了这份历史遗产的真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