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包括共产党人张太雷等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苏俄的政治、军事和党务状况，希望为中国革命寻求胜利的路径。

代表团从上海乘轮船到大连，再转中东铁路进入苏联，9月2日到达莫斯科，11月29日离开莫斯科，整个参观考察持续了近3个月。

访苏期间，苏联党政军对代表团参观和考察表示热烈欢迎并隆重接待。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加米涅夫、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等会见了蒋介石。

代表团重点考察了红军部队、军事学校与军队党组织的状况。

12月15日，代表团回到上海，蒋介石向孙中山提交了访苏报告，1924年1月16日，国民党一大开幕前夕，蒋介石将访苏结果再次向孙中山作了口头陈述。

访苏归来，蒋介石对苏联的总体印象并不好，在给孙中山的报告中，他对苏俄革命经验的一些方面颇为赞许，但对另外一些方面则有不满或心存疑虑。

不过，这毕竟是正式报告，很多话不方便直说或者表露过多的感情。

但在给廖仲恺的信中（《与廖仲恺书》），蒋介石就没那么多顾忌了，他写道:

“尚有一事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

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中之党员也。而我国党员之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之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其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国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

这封信讲了五层意思：

第一层，区分“主义”和“事实”。看待苏俄，不能只看它宣扬什么主义、喊什么口号，而要看它实际上做什么。

第二层，俄党不可信，要对其保持怀疑。

第三层，苏俄扶助孙中山是策略，不是真心支持国民党，苏俄的目的是借国民党进入中国政治；培养中国共产党；最终让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导力量。

第四层，苏俄对中国领土有野心。苏俄对中国不仅有革命输出，还有边疆扩张与势力渗透的考虑。具体包括：满洲（东北）、蒙古、回疆（新疆）、西藏都可能进入苏俄影响范围。甚至中国本部也未必安全。

第五层，中国革命必须自立，不能依赖外国。外援都有自己的利益；外国不会无条件帮助中国；与其期待别人“替天行道”，不如自己自强。

多年以后回看，蒋介石写给廖仲恺的信，几乎像一份提前写好的预言。

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尚未正式开始，黄埔军校还没成立，北伐也还没有启动，国民党内不少人仍沉浸在“联俄”与“革命援助”的热潮里。可刚从莫斯科归来的蒋介石，已经透过欢迎宴会、红场阅兵和热烈接待，看到了苏俄高调倡导的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背后另一层东西：本质上依然是凯撒之帝国主义。

他并不反对拿援助，也并不拒绝学习苏俄的军事、组织与动员经验；但他始终警惕着苏俄，警惕着把希望寄托在外国身上，中国革命就可能被外部力量牵着走。

后来国共合作破裂、中苏关系反复波折，很多事情的发展，未必完全如蒋介石当年预料，但他对苏俄的警惕与怀疑，无疑形成得非常早，也影响了他此后的政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