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9年深秋的一个清晨，紫禁城的宫门依然紧闭，文武百官又一次无功而返。这已经是万历皇帝连续第1276天没有上朝了。然而，养心殿内的烛光却亮了一整夜——这位被指责"荒废朝政"的皇帝，正在批阅着从全国各地送来的奏章。

提起明神宗万历皇帝，人们脑海中立即浮现出"28年不上朝"的怠政形象。的确，从万历十七年开始，这位皇帝几乎不再露面，创造了中国皇帝不上朝的纪录。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比表面现象复杂得多。这位皇帝的"罢工"，实际上是一场与文官集团持续数十年的无声战争。

万历皇帝即位之初，并非怠政之君。在张居正的辅佐下，他曾经勤勉听政，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明史》记载，当时的万历"方在冲龄，励精图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读书，上朝理政从不间断。

转变发生在万历十四年。这一年，皇帝因身体不适，连续几天免朝。没想到这一举动立即遭到文官们的猛烈抨击。礼部主事卢洪春上书，指责皇帝"纵欲败度"，言语之激烈，完全不像臣子对君主说话。

更让万历难以接受的是，类似的奏章接踵而至。文官们似乎形成了一种风气：谁批评皇帝越激烈，谁就越能赢得"直臣"的美名。这种道德绑架，让年轻的皇帝深感无力。

真正让万历与文官集团彻底决裂的，是持续十五年的"国本之争"。万历想立宠妃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为太子，而文官集团坚持"立嫡立长"的原则，要求立宫女王氏所生的朱常洛为太子。

这场争论表面上是立储问题，实则是皇权与文官集团的权力博弈。文官们动辄引用祖制，以道德之名行干涉之实。皇帝的任何决定，都会遭到集体反对。

最让万历寒心的是，就连他赏给郑贵妃的一些首饰，都会被文官拿来大做文章。在这种环境下，皇帝连家务事都做不了主，更别说军国大事了。

于是，万历选择了最极端的反抗方式——不上朝。既然说什么都会被反对，做什么都会被批评，那不如索性不见面。

然而，不上朝不等于不理政。万历虽然深居简出，但通过批阅奏章、发布谕旨，依然牢牢掌控着朝政大权。

在万历不上朝期间，明朝取得了"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抗击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朝鲜之役，以及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

这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成功，足以证明国家机器仍在正常运转。如果皇帝真的完全不理朝政，这些需要调动全国资源的战争怎么可能取得胜利？

更重要的是，万历通过"留中不发"的方式，与文官集团进行着持久的拉锯战。那些他不赞同的奏章，就直接扣押不发；那些他想要推行的事务，就通过司礼监直接下达。

在与万历对抗的文官集团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们以"道德卫士"自居，实际上却往往陷入无谓的党争。

东林党、齐党、楚党、浙党等派系互相攻讦，把朝堂变成了政治斗争的战场。他们批评皇帝怠政，自己却在为派系利益明争暗斗。

更讽刺的是，这些要求皇帝节俭的文官，自己的生活却极为奢侈。李贽在《焚书》中直言不讳地批评这些道学家"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

在这种环境下，万历的不上朝，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虚伪文官集团的一种无声抗议。

万历皇帝的不上朝，确实给明朝政治带来了负面影响。官员空缺不补，朝政效率低下，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将这一切简单归咎于皇帝个人怠政，显然有失公允。

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君臣对抗，实际上是明代皇权与文官制度内在矛盾的总爆发。文官集团试图用道德规范约束皇权，而皇帝则用消极怠工来维护自己的权力空间。

当我们今天回望这段历史时，或许应该少一些道德批判，多一些制度反思。万历的"罢工"，既是个人的选择，也是制度的失败。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一个好的政治制度，不应该依赖于君主的个人品德，而应该建立在有效的权力制衡基础上。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那个被指责"怠政"的万历皇帝，在位期间明朝经济文化空前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这或许说明，有时候皇帝少干预，未必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