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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掠夺元凶是日本!东京博物馆的中国珍宝,揭穿其强盗本质

文|麦芽前言去过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人,大概率会有个恍惚的瞬间:明明脚踩在日本的土地上,眼里却满是刻着中国印记的珍宝。从山西

文|麦芽

前言

去过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人,大概率会有个恍惚的瞬间:明明脚踩在日本的土地上,眼里却满是刻着中国印记的珍宝。

从山西的佛头到河南的石窟造像,从陕西的唐三彩到江西的瓷器,仿佛走进了一场跨越国界的“中国文物特展”。

我们总习惯把近代文物流失的账算在英美俄等列强头上,却鲜少留意这个隔海相望的邻居。

那些本该在中华大地上安然沉睡的国宝,为何会扎堆出现在异国他乡的博物馆里?日本,又为何会成为掠夺我国文物最多的国家?

“明抢暗偷”双管齐下——日本的系统性文物掠夺攻略

日本对中国文物的觊觎,从来都不是临时起意的劫掠,而是带着明确目的的系统性掠夺。

早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初,时任日本帝国博物馆(今东京国立博物馆)第一任馆长的九鬼隆一就草拟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

这份文件直白地提出要通过战争“搜集”中国文物,核心目的是证明日本是“东洋学术之大本营”,取代中国成为亚洲文明的代表。

文件还详细列举了战时“搜集”文物的优势:可获取平时难以得到的名品、能以极低价格收购珍贵文物、便于运输重型器物。

甚至将掠夺文物与“发扬国威”“纪念战功”绑定,要求掠夺、运输、分类全环节受军队指挥监督,确保文物归入皇室或帝国博物馆收藏。

这背后藏着的正是“欲亡其国,先灭其史”的险恶心思。

文物是历史的具象载体,是民族文化的根脉,抢走这些宝贝,本质上就是想斩断我们的文化传承,让后人在回望历史时失去依托。

他们的掠夺手段堪称“全方位无死角”,明抢暗偷双管齐下。日军不仅成立专门机构,配备受过专业训练的“文物搜集员”。

对占领区的博物馆、图书馆、宗教场所进行地毯式扫荡,还打着“考古”的幌子,对中国地下文物资源进行破坏性盗掘。

比如20世纪初,大谷光瑞领导的探险队三次非法考察中国西北,盗掘苏巴什古城、楼兰古城等遗址,掠走敦煌遗书500余卷、吐鲁番文书7000余卷及大量壁画、雕像。

九一八事变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等机构更是有组织地盗掘南北响堂山、龙门石窟等遗址。

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窃取石刻资料8000多件、其他相关资料5600多件,合计万余件。

从地域上看,这场掠夺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山西天龙山石窟的佛头被肆意凿取,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大佛头遭强行剥离,陕西宝庆寺的佛像大量被掠走,现存数量极少。

山东的画像砖、安徽的楚王鼎、内蒙的金器、江西的瓷器,凡是能搬走的珍贵文物,都成了他们的“战利品”。

除了器物,文献典籍和书画珍品也未能幸免。北宋四大家之一黄庭坚的书法合集、南宋李迪的神作《红白芙蓉图》。

这些在中国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品被强行夺走,甚至连部分《永乐大典》卷册都被悄悄掠走,至今仍有部分未公开展出。

抢来的“国宝”?日本对掠夺文物畸形占有

更令人愤慨的是这些靠掠夺得来的中国文物,在日本却被纳入其文化财产体系。

黄庭坚的书法、李迪的《红白芙蓉图》、存世不足百件的汝窑瓷器等顶级珍品,都被日本列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产”,堂而皇之地纳入馆藏体系。

日本的“国宝”认定仅为其国内文化财产评级,丝毫不能改变这些文物源自中国、通过战争掠夺而来的本质。

他们甚至带着一种扭曲的优越感大肆炫耀,直言“很多珍宝中国自己都没有了”。

这种把掠夺品当荣耀的行径,无疑是对历史的无视,更是对受害国人民情感的伤害。

不过也有例外,对于像《永乐大典》这样敏感度极高的文物,他们却选择藏着掖着,不敢公开展出。

这种“选择性炫耀”的背后,藏不住的是内心的心虚,毕竟这些文物身上的掠夺印记,永远都无法抹去。

据战后国民政府“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调查统计,甲午战争至抗战胜利前夕,日本劫夺并被记录在案的各类文物达15245件(收录于《甲午以来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

而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公私各类文物(含书籍、字画、器物等)损失总计达3607074件又1807箱,古迹损毁741处。

由于战时混乱、调查时间有限、申报程序复杂等原因,这些数据仅为保守统计,大量流失文物的去向至今仍是谜团,实际损失远超记录在册的数字。

360万件的空缺——无法愈合的文化之痛

这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文物掠夺,给中国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从文化传承来看,大量孤品、珍品的流失,导致很多历史研究失去了关键实物依据,不少文化脉络出现了断层。

比如那些被整体盗掘的石窟,如今只剩下残缺的佛身,静静诉说着曾经的劫难。

日军对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岳麓书院等文化机构的损毁,更是直接破坏了文化传承的载体,导致战前中国37家博物馆锐减至18家。

从民族情感来讲,这些流失海外的文物,成了一代代中国人心中无法愈合的伤疤,它们是民族辉煌历史的见证,如今却只能隔着国界被遥望,这种遗憾难以用语言形容。

其实,近代中国的文物流失并非个例,除了日本,英美俄等国也曾通过战争、走私等方式掠夺了大量中国文物。

比如敦煌遗书的流失、圆明园文物的散落,都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文化之殇。

但日本的掠夺具有规模最大、计划性最强、持续时间最长的特点。

其掠夺行为还违反了1899年、1907年海牙和平会议相关公约中“保全文化设施及文物、禁止故意损毁”的规定,是对国际公法的公然无视。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国家的强大,文物追索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我国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第八十一条明确规定,国家加强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国际合作。

对于因被盗、非法出境等流失境外的文物保留收回的权利,为日掠文物的追索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持。

结语

回望那段文物被掠夺的历史,我们心中难免会有愤慨,但铭记这段历史,并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力量,更好地守护我们的文化根脉。

那些流失海外的数百万件文物,每一件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情感,它们是文明的见证,也是历史的警示。

它们提醒着我们,只有国家强大了,文化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民族的根脉才能得以延续。

如今,文物追索之路虽漫长,但我们从未停下脚步。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有更多流失的国宝重新踏上回家的路,在中华大地上续写属于它们的文

明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