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五十一回，发生了薛宝琴“造假”事件。
起因很简单，贾母让大家出谜语。
薛宝琴诗兴大发，从自己走过的十处古迹入手，写了十道诗，暗含十物。
十首诗既有诗意，又有寓意。
众人看了，都称奇道妙。
但是薛宝钗却有点较真，看完诗后说道：
“前八首都是史鉴上有据的；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作两首为是。”
薛宝钗为何这样说，因为后两二首诗，一首是关于《西厢记》的内容，一首是关于《牡丹亭》的内容。两本书的内容在当时都是禁书。
薛宝钗所谓无考，表面上指薛宝琴“造假”，实质是为了维护当时的正统道德，不想让薛宝琴的道德形象受损。
她为何会这样想，这样做呢？
刘姥姥二进荣国府，贾母热情款待。酒宴之上，大家说起酒令时，林黛玉一时口无遮拦，说出纱窗没有红娘报的酒令，透露出她偷看禁书之事。
此事过后，薛宝钗并没有放过她，而是把她拉到自己房里，以退为进质问她读禁书的错误，并教育她不能乱读书；为了表达自己是真心相劝林黛玉，薛宝钗透露出自己小时候就读过这类禁书。原文写得很直白：
“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红楼梦》第四十二回）
薛宝钗和林黛玉尚且如此，走南闯北的薛宝琴自然也读过此书。所以，她才会将两本书里的故事写进诗里。
薛宝钗谨慎，她能劝林黛玉不要读这类书，并口口声声说此类书不好。所以薛宝琴说出来后，她马上以杜撰“造假”为名让薛宝琴重写。
清代评点家王希廉对此批注说：
“宝钗前因黛玉随口说出《牡丹亭》《西厢记》句子，即郑重规劝；今见宝琴诗中涉及，即声明‘无考’，嘱其另作。处处是端人正己，避嫌疑，存大体。”
所以，薛宝钗的发声是为了维护“大家闺秀”的规矩和体面，而绝非是否“造谣”。
但是，薛宝钗所说，忘了别人的感受。
在林黛玉和薛宝琴听来，这不仅仅是诗的问题，而是对个人情趣品味的潜在审判。
面对这种情况，林黛玉抓住机会，通过为薛宝琴辩护，“洗白”了自己。
林黛玉是怎么说的呢？其实话不多，但是说的非常巧。
林黛玉忙拦道：“这宝姐姐也忒‘胶柱鼓瑟’，矫揉造作了。这两首虽于史鉴上无考，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有见过不成？那三岁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
林黛玉说的非常智慧。
首先她认可薛宝钗的潜台词，女孩子们没有读过禁书。
其次，薛宝琴知道是因为她听过两本戏。这个说话非常巧妙，变相告诉大家，酒席宴间，她所说的禁书之言是从戏里听来的。这个事实站得住脚。因为林黛玉读过《西厢记》后，听到小戏子们唱出“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后不觉点头自叹；等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时不觉心动神摇；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亦发如醉如痴，不能自制。（《红楼梦》第二十三回）
林黛玉一语破局的妙处在于——她把薛宝钗认定的“道德问题”巧妙转为“常识问题”。
不仅如此，她还巧妙的用“咱们”，绑定了同盟者。
林黛玉说完之后，马上起了连锁反应。
贾探春便道：“这话正是了。”
贾探春的身份特殊，虽然是庶出，但是在荣国府里威信却很高。她的简短有力附和，是决定性的一票。她的认同，表明黛玉的立场并非“离经叛道”，而是符合现实的公论。
李纨又道：“如今这两首虽无考，凡说书唱戏，甚至于求的签上皆有注批，老小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况且又并不是看了《西厢》《牡丹》的词曲，怕看了邪书。这竟无妨，只管留着。”
荣国府里，李纨是传统礼法的象征，她的认同，相当于盖章印证。
就这样，贾探春发言，李纨定音，把林黛玉和薛宝钗看禁书读《西厢》的事情一笔勾销。
林黛玉此举，不仅表现出睿智，更“洗白”自己。
很多人以为林黛玉爱使小性子，但这次她展现的是顾全大局、维护诗作完整、敢于向薛宝钗说“不”；为了能达到目标，她能迅速用“咱们”团结众人，并得到探春的公开支持，证明她深谙人情、人缘并不差，平时的高冷，只是不屑于虚伪应酬。
其实，林黛玉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职场之上，社交之间，每个人都要面对道德审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学黛玉，不自我辩解，而是重新定义问题框架，并迅速找到同盟者，得到权威的认可。
所以，请记住，话语的力量，不在于内容本身如何重要，而是在于能否在关键之际赢得关键人物的认同。
林黛玉这一局，赢得漂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