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的时候，银杏树又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像是刚出生的婴儿的指甲。沈念站在树下，仰头看那些新芽，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也冒了头。不是希望，也不是快乐，只是一种很淡的、很轻的、像是雾气一样的东西——她觉得，也许她还能活下去。不是“好好的”，只是“活下去”。

夏天的时候，陆清禾来天津看她。

清禾比一年前瘦了很多，颧骨突出来，眼睛却更亮了，像是两颗被擦亮的铜钉。她剪了更短的头发，穿了一件灰蓝色的列宁装，脚上蹬着一双黑皮鞋，走路带风。

“念卿！”她一进门就抱住了表妹，“你瘦了。”

“你也是。”沈念说。

清禾在她的小屋里转了一圈，看了看桌上的书、窗台上的文竹、墙上挂的“静心”二字，皱了皱眉头。

“你就在这里过了一年？”

“嗯。”

“不闷吗？”

“还好。”

清禾看着她，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东西——心疼、愤怒、无奈，全都搅在一起。

“念卿，”她坐下来，握住表妹的手，“你不能这样过一辈子。”

“我没打算过一辈子。”沈念说，“我只是……需要时间。”

“时间？”清禾的声音提高了，“你要多少时间？一年？两年？十年？你打算在这间小屋里把自己关到老吗？”

“清禾——”

“你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吗？”清禾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外面的街道上有人在游行，喊着口号，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军阀在打仗，百姓在流血，学生在请愿。这个世界在变，在动，在翻江倒海。而你——你把自己关在这里，像一只缩进壳里的蜗牛。”

沈念沉默了。

“念卿，我不是在责怪你。”清禾的语气软下来，回到她身边，“我只是……心疼你。你从前不是这样的。你从前会笑，会闹，会因为一朵花开了就高兴半天。你看看现在的你——你有多久没有笑过了？”

沈念想了想，发现自己真的想不起来上一次笑是什么时候。

“我知道你受了伤，”清禾的声音低下去，“可你不能让那道伤疤把你整个人都吃掉。你还年轻，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就放弃整个世界。”

沈念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曾经绣过花、弹过琴、写过情书。现在它们只会批改作业、翻书页、捧茶杯。它们变得苍白、纤细、没有力气。

“清禾，”她轻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走出去。”

“那就一步一步走。”清禾握紧她的手，“我陪你。”

那天晚上，清禾给她讲了很多事。讲北洋政府的腐败，讲军阀的残暴，讲学生运动的浪潮，讲工人罢工的呐喊。她讲得热血沸腾，眼睛亮得像是着了火。

“念卿，”她说，“这个国家病了。我们需要有人去治它。不是靠吃药，是靠行动。靠每一个人的手和脚，靠每一个人的心和血。”

沈念听着，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松动。像是一扇被锈死的门，有人在外面用力推，门轴发出了吱呀的声响。

“我能做什么？”她问。

“先读书。”清禾从包里掏出几本书，放在桌上——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陈独秀的《独秀文存》，还有几期《新青年》杂志。“读完这些，你就知道了。”

清禾走后，沈念开始读书。

她读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那些文字像是火把，照亮了她心里那些黑暗的角落。她看见了从前看不见的东西——不是只有她一个人在受苦，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千千万万的人，都在受苦。她的那点伤痛，放在这宏大的苦难里，变得渺小了，渺小得像一粒沙。

可也正是因为渺小，她反而觉得轻松了。

她不需要把自己的痛苦看得那么重。她不需要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想顾长洲。她不需要用他的背叛来定义自己的一生。

她可以成为别的东西。做别的事。活成别的人。

那年秋天，她开始在女校里组织读书会，给学生讲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她的课比从前更生动了，不再只是讲古诗和文法，而是讲鲁迅的《狂人日记》、胡适的《容忍与自由》。学生们听得入迷，下了课也不肯走，围着她问东问西。

“沈老师，你觉得中国会好吗？”周小曼问她。

“会的。”沈念说，“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努力，就会好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也被吓了一跳。因为她发现自己是真的相信——不是敷衍学生，是真的相信。

她相信中国会好。也相信自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