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21日傍晚，北平东安市场“永利酒庄”，一个戴圆框眼镜、穿灰布长衫的年轻人突然闯了进来，张口就要“十斤最好的竹叶青，再切三斤酱牛肉、两斤熏口条，越快越好”。

掌柜的认得他——中共代表团管生活的陈叔亮，平日精打细算，连多买一包花生米都要记账，今天却掏出一卷法币，拍在了柜台上。

酒和肉被麻绳扎好，抬进翠明庄大门时，天色已擦黑。二楼回廊灯火通明，李克农罕见地亲自候在楼梯口。他接过酒坛，屈指一弹，声如磬石，回头对众人朗声道：“确是好酒！今晚为中国少了一个大坏蛋，干杯！”

声音不高，却足以让一楼餐厅里那些“服务员”听得清清楚楚。他们平日殷勤斟茶，此刻却脸色煞白，手里毛巾攥成了麻花。

翠明庄在东城苏州胡同，原是日本“华北驻屯军招待所”，琉璃瓦、抽水马桶、弹簧床，全北平第一流。日本投降后，军统抢先接收，转手划给“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当驻地。

戴笠的算盘打得精：最豪华的地方，也是最透明的笼子——楼内上下安了十三个窃听装置，厨房、厕所、锅炉房全藏了暗线。

李克农率先进驻后，立即把楼房按功能做了“机要—起居—就餐”三区分离：三楼为机要室，二楼东侧为卧室，西侧小餐厅改成饭厅，彼此通道设岗哨，无关人员不得串区。

所有窗户统一挂双层窗帘，外层黑布遮光挡镜头，内层白纱透光，兼顾保密与采光。

他自己住在二楼拐角一套不大的房间里，外间办公、里间睡觉，桌屉里常备手枪，重要文件随身上锁，夜间休息前总要亲自检查门窗与警报铃。

除此之外，李克农还定了三条铁规矩：

1. 不吃敌饭——代表团自己开伙，面粉、油盐、腌菜每天从德胜门外解放区办事处拉；

2. 不用敌水——院子中央打一口手压井，昼夜派人守井口，汲完水盖铁锁；

3. 不露敌声——所有机要通话一律用“明语暗表”，比如“老舅病故”代表“戴笠出事”，“下雨”代表“有行动”。

军统特务看得牙痒，却抓不到把柄，只能在服务日志里写：“共党狡黠，滴水不漏。”

1946年3月17日，戴笠登上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

谁料飞机一入苏北上空便遭遇低气压，只好转飞上海。然而，上海暴雨如注，能见度不足三百米。塔台三次拒绝降落，只能再转徐州。

下午两点，飞机在暴雨中一头撞上岱山。巨响之后，火光冲天，两小时不灭。

三天后，雨才停，士兵在泥水里找到一具焦黑尸体，右手只剩一根白森森的指骨，套着一枚金戒指，上刻“雨农”二字。

消息传到北平，译电员冯铉捏着纸条，一溜小跑上楼。李克农正伏案看地图，闻声抬头，两人对视三秒。冯铉轻声道：“老舅病故。”李克农嘴角一抽，随即摆手：“大声点，我耳背！”

冯铉会意，嗓门拔高：“老——舅——病——故！”声音穿透楼板。楼下餐厅，三个“服务员”同时一抖，手里的暖壶差点落地。

李克农转身，又吩咐：“去，把陈叔亮叫来，再买十斤竹叶青，今晚加餐！”

陈叔亮听闻后，愣住：“预算……”

李克农笑骂：“预算个鬼！中国少了一个大坏蛋，值得！”

当天傍晚，酒菜备齐，二楼中间大房摆圆桌。中共代表团二十多人，包括叶剑英、罗瑞卿、黄镇，全部出席。

李克农举杯，先朝天花板一倾：“这一杯，祭死难同志！”

再朝窗外一泼：“这一杯，送雨农先生归西！”

最后一仰脖，一饮而尽。

众人齐声吼：“干！”

竹叶青的烈香顺着夜风飘下楼，特务们面面相觑。

戴笠之死，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大大的谜团。他的死真的是天收？还是李克农的“红色暗杀”？

其实档案与口述回忆，可以交叉验证：

1. 天气恶劣：1946年3月17日，上海—南京一线确实有雷暴，天气状态恶劣，能见度极低，飞机失事可能性极大。

2. 飞行员变动：戴笠的专机起飞前，原定机长赵新已完成绕机检查。但是在起飞前五分钟被临时换下，改由航校毕业不久的飞行员张远仁、冯俊忠驾驶。

3. 燃油不足：岱山现场报告显示，飞机残骸油箱阀门呈半关闭状态，似飞行员为节流省油、延长航程痕迹。

综上，可以得出结论，戴笠飞机失事，是因为天气恶劣导致航程变长，燃油不足以支撑这么长的航行，飞行员只能将油箱阀门半开，以节省燃油，但是由于其驾驶员经验不足，导致飞机最后撞山，机毁人亡。

那一夜，翠明庄灯影摇红。二楼，竹叶青喝完一坛又一坛，罗瑞卿拉着黄镇跳秧歌，叶剑英把帽子扔上天，李克农靠在廊柱，嘴角含笑，眼里却亮得吓人。

楼下，特务们一个个气得脸都绿了，却无可奈何。军统北平站侦防组组长刘育新走出后门，站在苏州胡同口，仰头望，二楼灯火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烙得他眼眶生疼。

楼上的人，早已把夜色写成史诗；

楼下的人，仍在黑暗里摸索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