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糖尿病和肝脏病是我国常见的慢性病，二者在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疗靶点等多方面存在着相互作用或互为危险因素，共同管理有利于减轻疾病负担。为助力我国糖尿病肝脏病共管事业发展，本刊携手CHESS肝脏健康联盟共同推出“糖肝共管”文献月评专栏，每月分享有关于糖尿病合并肝脏病的疾病机制研究、诊疗进展等相关文献，并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文献点评，希望为相关领域专家、研究人员及一线医务工作者开展科学研究和临床诊治提供一定的思路和帮助。
本期“糖肝共管”文献月评将分享糖尿病及肝病相关的6篇临床研究文献。本期特邀点评专家：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孙超教授，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王亮教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雷宇教授。
点评专家
孙超教授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天津医科大学医学/理学博士。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科研科副主任。执笔以及参与4部临床指南/专家共识的编写。ScholarGPS学者排名近5年位于全球消化学科前1.93%，肝硬化专业前0.28%，营养专业前1.04%。研究成果被EASL发布的临床实践指南，营养不良论著被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影响因子96.3）和JAMA（影响因子55）引用。以通讯作者在Clinical Nutrition, Briefings in Bioinformatics, Liver International, Cell Death & Disease等杂志发表SCI文章百余篇，他引2174次，h指数26。中国营养学会高级会员，CNSLD第五届全国委员，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门脉高压专委会委员。SCI期刊JCTH编委、Gastroenterology Report编委，高起点新刊eGastroenterology首届青年编委。
01
新型降糖药物对肝脏并发症的影响：对530万例2型糖尿病患者数据的系统综述及荟萃分析
Impact of newer antihyperglycemic agents on hepatic complica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data from 5.3 millio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Yang J, Hwang Y, Ju JS, et al. Hepatology. 2026. doi: 10.1097/HEP.0000000000001695.
2型糖尿病（T2DM）是肝细胞癌（HCC）及肝脏相关死亡的已知可改变风险因素。新型降糖药物，包括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s）、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SGLT-2）抑制剂及二肽基肽酶-4（DPP-4）抑制剂对肝脏结局的影响尚不明确。研究旨在评估这些疗法是否能降低T2DM患者患HCC及非HCC肝脏相关事件（LREs）的风险。结果表明，与其他降糖疗法相比，GLP-1受体激动剂和SGLT-2抑制剂在T2DM患者中与肝保护作用相关，GLP-1受体激动剂在慢性肝病患者中还显示出额外的益处。这些发现为2型糖尿病患者中抗糖尿病药物类别与肝相关结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证据，并可能为临床决策提供指导。
研究通过系统文献检索，筛选并纳入了报道T2DM患者使用GLP‑1受体激动剂、SGLT‑2抑制剂或DPP‑4抑制剂后发生肝脏相关并发症的相关研究。将这些研究与使用除所研究药物以外的其他降糖疗法的患者进行了比较，对患有慢性肝脏疾病的患者进行了亚组分析，采用随机效应荟萃分析来估算合并风险比（HR）。在筛选的2228份记录中，纳入了36项队列研究，涉及5363858名患者。与其他降糖疗法相比，GLP-1受体激动剂与肝细胞癌（HCC）风险显著降低有关（HR：0.77，95%CI：0.66~0.90]），LREs风险也显著降低（HR：0.79，95%CI：0.65~0.95）。SGLT-2抑制剂同样对HCC（HR：0.76，95%CI：0.67~0.86）和LRE（HR：0.82，95%CI：0.73~0.92）呈现出保护作用。相比之下，DPP-4抑制剂并未与肝保护作用相关，对HCC的影响为中性（HR：1.12，95%CI：0.91~1.39），而LRE的风险则有所增加（HR：1.24，95%CI：1.15~1.34）。在患有慢性肝病的患者中，GLP-1受体激动剂与肝功能失代偿的减少显著相关（HR：0.79，95%CI：0.71~0.88）。
点评
本研究发现GLP-1RAs和SGLT-2抑制剂均能够显著降低T2DM患者HCC和非HCC肝脏相关事件（LREs）的发生和进展风险。相反地，DPP-4抑制剂则未显示出上述类似的肝脏保护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DPP-4使用甚至加剧发生LREs的风险。考虑到T2DM是促进HCC的明确风险因素，而肝脏保护作用可能有助于改善T2DM患者的长期预后，本文的发现为T2DM患者的个性化降糖治疗决策提供了信息。对于具有较高肝脏并发症风险的T2DM患者，特别是那些已经罹患慢性肝病的患者，临床一线医生在选择降糖药物时应优先考虑具有明确肝脏保护作用的GLP-1RAs和SGLT-2抑制剂。而无论使用何种降糖药物，都应密切监测T2DM患者的肝功能指标，并定期进行影像学检查以筛查HCC。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GLP-1RAs和SGLT-2抑制剂发挥肝脏保护作用的潜在分子机制，这有助于开发新的治疗策略和生物标志物。
02
不同年龄、2型糖尿病及肥胖亚组中非侵入性检测对代谢相关脂肪肝疾病的诊断准确性：一项跨国研究
Diagnostic Accuracy of Noninvasive Tests for 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 Across Age, Type 2 Diabetes, and Obesity Subgroups: A Multinational Study.
Younossi ZM, de Avila L, Petta S, et al. Clin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6:S1542-3565(26)00044-3. doi: 10.1016/j.cgh.2026.01.016.
非侵入性检测（NIT）常用于对代谢相关脂肪肝疾病（MASLD）患者进行风险分层，然而其检测效果可能因患者特征而有所不同。研究对来自41个国家、共18759名经活检确诊为MASLD的成年人进行了大规模、多国研究，以评估NIT在特定亚群中的准确性。研究分析了来自41个国家的18759名经活检确诊为MASLD的成年人。非侵入性检测包括FIB-4、肝脏硬度测量（LSM）和Agile-3+。使用曲线下面积（AUC）测量了针对晚期纤维化（F3-F4）的诊断性能，这些亚组的定义依据年龄、性别、2型糖尿病（T2DM）、肥胖和饮酒情况。根据亚组特征确定了特定的截断值。
其中37%的患者存在晚期纤维化。FIB-4的总体AUC为0.79，LSM为0.83，Agile-3+为0.86。FIB-4的准确性随年龄增长而下降（≥65岁的AUC为0.70，<65岁的为0.79，P<0.0001），在中年患有T2DM的患者中表现也较差。LSM的性能在T2DM状态下保持稳定，但在肥胖患者和更严重的肥胖（BMI>35kg/m2）患者中表现有所降低。性别和饮酒情况对AUC没有显著影响。按年龄及T2DM分层设定的FIB4临界值存在明显差异，旨在保证预设的诊断准确性（敏感性或特异性）。对于肝脏硬度测量值（LSM），其临界值也因患者的BMI而异，对于非肥胖型MASLD，需要更低的诊断临界值来诊断晚期纤维化（敏感性80%：瘦者8.8 kPa，超重者9.0 kPa，肥胖者9.6 kPa，病态肥胖者11.0 kPa）。
结果表明，年龄、T2DM及肥胖会影响MASLD患者中非侵入性检测（NITs）对显著肝纤维化的诊断准确性。年龄调整的FIB-4阈值可能有助于提高风险分层。基于影像学和复合NIT（LSM和Agile-3+）在MASLD不同亚群中的表现更加一致。
点评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尽管FIB-4、肝脏硬度测量（LSM）和Agile-3+在总体上对晚期纤维化具有良好的诊断价值，但其准确性受到患者人口学和临床特征的显著影响。上述结果对于优化MASLD患者的风险分层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在临床实践中医生在应用NIT对 MASLD人群进行风险分层时，需要充分考虑这部分患者的年龄、T2DM合并症状态以及肥胖程度。对于老年人群或合并T2DM的患者，FIB-4的预测准确性下降，因此需要结合LSM或Agile-3+等其他NIT指标进行综合评估和判断。未来的临床指南应根据不同亚组患者的特征，制定个性化的非侵入性诊断流程。上述策略能够提高晚期纤维化的诊断效力，从而为患者提供更精准的治疗和管理建议。此外研究还提出，需要进一步探讨年龄、T2DM和肥胖影响 NIT 准确性的具体分子生物学机制，帮助研究人员更深入地理解这些危险因素与肝纤维化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开发更精确的非侵入性诊断工具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多中心研究设计但是未进行中心化病理复核，可能导致阅片的主观差异；其次，研究未采纳如LF、MRE等前沿生物标志物或高级影像技术；再者，考虑到不同的参与人群特征及诊疗工具可及性，可能导致研究发现无法完全外推至基层医疗场景；最后，自我报道的饮酒量易受回忆和社会赞许性偏倚的影响，从而干扰MASLD与MetALD的精准分类。
综上，这篇多中心研究为MASLD患者的非侵入性诊断提供了循证医学证据，有助于推动MASLD临床管理向更加个性化的方向发展。
点评专家
王亮教授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担任中国医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分会委员，北京整合医学会肝脏临床病理学专委会常委，甘肃省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甘肃省健康管理研究会细菌与病毒感染及耐药防治专委会主任委员，北京整合医学会酒精与健康专委会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诊疗技术创新与消化康复分会常委，《肝博士》编委，加拿大Sherbrooke大学研修。主持参与省自然基金4项，发表SCI5篇。
03
在为期3年的生活方式干预中，持续改善肝脏胰岛素敏感性可预示糖尿病前期症状的持续缓解：来自“PREVIEW”多国糖尿病预防试验的结果
Enduring improvements in hepatic insulin sensitivity predict sustained remission of prediabetes during a 3-year lifestyle intervention: results from the PREVIEW multinational diabetes prevention trial.
Zhu R, Guo J, Huttunen-Lenz M, et al. Metabolism. 2026 ;178:156546. doi: 10.1016/j.metabol.2026.156546.
近期的研究主张将糖尿病前期的缓解作为糖尿病预防的目标。本研究旨在比较在为期3年的生活方式干预期间，患有糖尿病前期且未持续缓解的参与者与未患有糖尿病前期且持续缓解的参与者在代谢指标方面的变化。结果表明，在长期的生活方式干预中，糖尿病前期的持续缓解与肝胰岛素敏感性的持久改善有关，无论体重变化如何。除了体重减轻之外，专门针对肝胰岛素敏感性进行干预可能有助于预防糖尿病前期的复发。
本次事后分析使用了PREVIEW试验的数据，该试验是一项为期3年的多民族、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旨在研究生活方式干预对高危成年人预防2型糖尿病的效果。患有糖尿病前期且超重/肥胖的成年参与者接受了8周的快速减重，随后进行为期148周的体重维持生活方式干预。完成完整方案且有可用数据的参与者（n=846）被纳入当前分析。根据1年和3年时的血糖水平，参与者被分为糖尿病前期维持者、复发者和无反应者。比较了实现持续缓解（维持者，n=102）、未能实现（无反应者，n=618）以及在1年时成功但随后复发（复发者，n=126）的参与者3年内代谢指标的变化。仅有12%的参与者在3年后实现了持续缓解。在对基线协变量进行调整后，与未缓解者相比，维持缓解者在3年时的体重减轻量更大（平均变化：-4.0 kg，95%CI：-5.8~-2.2 kg），脂肪量减少也更多。不论体重变化如何，维持缓解者在肝胰岛素敏感性的相关指标方面也取得了进一步的改善。与复发者相比，维持缓解者体重和脂肪量的下降幅度更大，但内脏脂肪指数的变化相似。与复发者相比，维持缓解者在2年和3年时逐渐恢复到胰岛素抵抗状态，且这一变化与体重变化无关。
点评
该研究是对PREVIEW多国糖尿病预防试验的事后分析，探讨了3年生活方式干预期间糖尿病前期持续缓解的预测因素。研究纳入846名超重/肥胖的糖尿病前期成年人，发现肝脏胰岛素敏感性的持续改善是糖尿病前期持续缓解的关键预测因素，且独立于体重变化。
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研究基于大规模（n=846）、跨国样本，证实肝脏胰岛素敏感性的持续改善对糖尿病前期持续缓解至关重要，揭示了体重减轻并非糖尿病前期缓解的唯一预测因素，为理解糖尿病前期复发的代谢机制提供了新证据。因此，在管理糖尿病前期人群时，不仅要监测血糖和体重，还应关注甘油三酯、胰岛素水平，并计算肝脏胰岛素敏感性指标。此外，阻力训练（抗阻运动）对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具有潜在价值，建议将其作为生活方式干预的核心。
该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失访率高，3年时仅部分参与者完成全程，可能存在选择偏倚；使用替代标志物，采用HOMA-IR、TyG等间接指标评估肝脏胰岛素敏感性，而非金标准（如高胰岛素正葡萄糖钳夹术）；测量方法不统一，不同中心使用不同的身体成分测量方法，包括DEXA、生物电阻抗、空气置换体积描记法；外部适用性有限，研究对象主要是来自高收入国家的绝经后女性，其结论在低收入地区或年轻男性群体中的普适性有待验证。
基于此，未来研究应采用直接测量方法评估内脏脂肪和肝脏胰岛素敏感性，并需要在不同人群中进行验证，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和不同种族群体，探索针对性的干预策略。
04
SGLT-2抑制剂的使用与2型糖尿病合并肝硬化患者的心脏和肾脏结局的关系
SGLT2 Inhibitor Use and Cardiorenal Outcomes in Type 2 Diabetes With Liver Cirrhosis.
Chung MC, Yu TM, Wu LY,, et al. JAMA Netw Open. 2026;9(2):e2560429. doi: 10.1001/jamanetworkopen.2025.60429.
2型糖尿病（T2DM）和肝硬化常常同时存在，造就了一个不良预后风险较高的群体。患有这两种疾病的患者面临肾脏和心血管并发症的高风险，然而针对这一脆弱人群的最佳抗糖尿病治疗方案的证据仍然有限。本研究评估了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SGLT-2）抑制剂与二肽基肽酶4（DPP-4）抑制剂的使用与同时患有T2DM和肝硬化患者的肾脏结局、心血管事件和肝功能失代偿之间的关联。结果表明，在这项针对T2DM合并肝硬化的患者队列研究中，与使用DPP-4抑制剂相比，使用SGLT-2抑制剂与显著降低的不良肾脏、心血管和肝脏结局风险相关。这些发现表明，在这一高危人群中，SGLT-2抑制剂具有显著的心肾和肝脏保护作用。
这项回顾性队列研究利用了2016年5月至2023年12月期间台湾全民健康保险数据库的数据。纳入了同时患有T2DM和肝硬化且开始使用SGLT-2i或DPP-4i的成年患者。使用SGLT-2i（达格列净、恩格列净和卡格列净）或DPP-4i（阿格列汀、利格列汀、西格列汀、沙格列汀和维格列汀）。主要结局为终末期肾病（ESKD）、急性肾损伤（AKI）和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次要结局指标包括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肝功能失代偿事件。采用治疗逆概率加权法来平衡基线特征。
在24259名患者（平均年龄：64.68，SD：11.95；其中8229名女性，占比33.92%）中，9689名（39.94%）使用了SGLT-2抑制剂，14570名（60.06%）使用了DPP-4抑制剂。在中位（四分位间距）随访2.3（1.0~4.0）年期间，与使用DPP-4抑制剂相比，使用SGLT-2抑制剂与显著降低的终末期肾病（aHR：0.34，95%CI：0.25~0.47）、急性肾损伤（aHR：0.66，95%CI：0.59~0.74）和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aHR：0.67，95%CI：0.62~0.71）风险相关。此外，使用SGLT-2抑制剂还与全因死亡率（aHR：0.58，95%CI：0.53~0.63）和肝功能失代偿事件（aHR：0.65，95%CI：0.57~0.74）风险降低相关。
点评
该研究是一项基于台湾全民健康保险数据库的回顾性队列研究，评估了SGLT-2抑制剂与DPP-4抑制剂在同时患有T2DM和肝硬化患者中的肾脏结局、心血管事件和肝脏失代偿风险的关联。研究纳入24259名患者，随访中位时间为2.3年。与DPP-4抑制剂相比，SGLT-2抑制剂在2型糖尿病合并肝硬化患者中与显著降低的终末期肾病、急性肾损伤、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全因死亡和肝脏失代偿风险相关，且效应在不同亚组中保持一致。
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该研究的样本具有代表性，数据库涵盖约2300万人口，结果具有较好的外部适用性；人群具有特殊性，重点关注病毒性肝炎相关肝硬化，乙肝占20.64%、丙肝占15.10%，填补了该亚组的证据空白；统计方法严谨，采用逆概率治疗加权而非传统倾向评分匹配，保留了更多样本同时实现基线平衡；结局验证可靠，主要结局均采用住院诊断代码，确保事件严重性和诊断准确性；分析全面，进行了多种敏感性分析和亚组分析，结果稳健一致；时间偏倚控制有效，通过洗脱期和索引日期设定，有效避免了不朽时间偏倚。该研究有力地支持了SGLT-2i在T2DM合并肝硬化患者中的“心-肾-肝”全面保护作用，提示SGLT-2i可能成为这一复杂高危人群的优选降糖方案。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缺乏实验室数据，导致无法评估肝硬化严重程度如Child-Pugh分级、MELD评分；生活方式因素缺失，如酒精消费、饮食、运动等可能存在残余混杂；观察性研究设计，尽管采用逆概率治疗加权仍可能存在指征混杂和未测量的混杂因素；药物依从性未知，采用意向性治疗分析，无法追踪实际用药依从性变化；低血糖风险评估不足，SGLT-2i可能增加低血糖风险，尤其在肝功能受损患者中；种族局限性，研究仅在台湾人群中进行，结果在其他种族中的适用性需进一步验证，随访时间有限，中位随访2.3年，长期安全性和有效性仍需更长时间观察。
基于此，需要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在不同种族和地区人群中验证观察性研究结果，并探讨SGLT-2i对肝硬化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以及在不同肝硬化严重程度亚组的治疗效果差异。此外，SGLT-2i与其他降糖药物如GLP-1受体激动剂的联合治疗效应如何也可在未来研究中进行探索。
点评专家
雷宇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医学博士，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感染与肝病中心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担任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第八届青年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第八届自免肝学组委员，重庆市医学会肝病学分会青委会委员，重庆市中青年医学高端人才。
05
无论是否合并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肝纤维化评分均可预测心肌梗死及非阻塞性冠状动脉疾病患者的心血管结局
Liver fibrosis scores predict cardiovascular outcomes in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non-obstructive coronary arteries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diabetes or prediabetes.
Abdu FA, Shi T, Liu L, et al. Diabetes Res Clin Pract. 2026;234:113182. doi: 10.1016/j.diabres.2026.113182.
本研究旨在探究肝纤维化评分（LFS）与心肌梗死合并非阻塞性冠状动脉疾病（MINOCA）患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之间的关联，尤其是糖尿病（DM）或糖尿病前期（pre-DM）患者与非糖尿病/糖尿病前期患者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在MINOCA患者中，升高的LFS预示着发生MACE的风险更高，尤其是在患有糖尿病/糖尿病前期的患者中，这可能有助于风险分层。
研究连续纳入MINOCA患者，使用纤维化-4指数（FIB-4）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纤维化评分（NFS）评估LFS。高LFS定义为FIB-4≥2.67或NFS≥0.676。采用Kaplan-Meier分析、限制性立方样条（RCS）分析和Cox回归评估MACE风险。
在406例MINOCA患者（平均年龄63.7岁；211名男性）中，271例患有DM或pre-DM。其中，38.9%的患者FIB-4高，28.3%的患者NFS高。在32个月的随访期间，高LFS预示着更高的MACE发生率（P<0.05），尤其是在患有DM或pre-DM的患者中。RCS分析显示FIB-4与MACE之间存在线性关联，而NFS与MACE之间存在非线性关联。完全调整后的Cox模型显示，FIB-4≥2.67或NFS≥0.676与DM或pre-DM患者MACE风险增加独立相关，但在非DM或pre-DM患者中则无此关联。
点评
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MINOCA虽无显著冠脉狭窄，但预后不佳。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作为代谢紊乱核心组分，常与MASLD重叠，进一步加剧心血管风险。然而， LFS在MINOCA人群中的预后价值尚不明确。该研究创新性地探讨了两种常用无创肝纤维化评分（FIB-4和NFS）在MINOCA患者中预测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能力，并发现了糖尿病/糖尿病前期的存在显著增加了LFS对MACE和心血管死亡的预测价值。
这是首个在MINOCA人群中系统评估FIB-4和NFS对预后价值的研究，尤其关注了糖尿病/糖尿病前期这一代谢背景，研究揭示了即使在非阻塞性冠脉病变中，肝纤维化负担仍显著影响心血管结局，拓展了MASLD与CVD关联的疾病谱；分层分析进一步揭示代谢状态的影响：高LFS在糖尿病/糖尿病前期患者中与MACE风险显著相关（FIB-4≥2.67：HR=6.928；NFS≥0.676：HR=3.524），而在非糖尿病/糖尿病前期人群中未达统计学显著性，提示代谢异常增强了肝纤维化的心血管风险。作者进一步使用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发现FIB-4与MACE呈线性关联，而NFS则为非线性，提示不同评分体系可能捕捉到不同的病理生理维度，这种精细化分析为临床选择合适评分工具提供了参考。
该研究的局限有：单中心、回顾性设计, 且研究对象均为中国患者，其结果在不同种族、地域及医疗背景下的外推性尚需验证；在疾病急性期AST、ALT的升高可能造成肝纤维化指标过高，缺乏恢复期重复测量数据；随访依赖电话访谈，可能存在偏倚。
虽然有这些局限，该研究的结果仍对临床实践有重要的提示：在糖尿病/糖尿病前期患者中常规筛查无创肝纤维化评分，重视代谢性肝病与心血管疾病的共病管理，将FIB-4、NFS纳入心血管风险分层，并推动内分泌科、肝病科与心内科的多学科协作，实现“糖-肝-心”一体化管理，以改善患者预后。
06
通过基于超图的多病种分析对2型糖尿病进行精确分期：从肝脏损伤到心血管恶化
Precision staging of Type 2 diabetes through Hypergraph-Based multimorbidity Profiling: From hepatic disruption to cardiovascular escalation.
Abdu FA, Shi T, Liu L, et al. Diabetes Res Clin Pract. 2026;234:113182. doi: 10.1016/j.diabres.2026.113182.
2型糖尿病（T2DM）中的多病共存现象对疾病进展和结局有着深远影响，但传统的分析方法无法捕捉其高阶复杂性。研究对6960名2014至2023年期间住院的T2DM患者的电子健康记录进行了分析，识别出24481个超边。患者按糖化血红蛋白（HbA1c）四分位数进行分层。采用超图框架来建模高阶多病共存情况，通过特征向量中心性（EVC）、超边影响和基于四分位数的轨迹来识别主要的聚类和转变。
较高HbA1c水平与更年轻、男性主导及更高吸烟率相关。血脂异常、代谢性肝病和维生素D缺乏等代谢共病随血糖升高递增，而高血压和代谢性骨病在较低HbA1c水平更常见。多病共存网络随着HbA1c的升高呈现收缩趋势，超边数量减少但代谢强度更高。“血脂异常-代谢性肝病”是最常见的聚类，“高血压-无症状心肌缺血”则具有最高的影响。“血脂异常-高尿酸血症”主导了晚期代谢影响，维生素D缺乏成为晚期网络中的关键节点。
结果表明，超图分析揭示T2DM多病共存以网络巩固和代谢专业化为特征，通过不同的过渡阶段非线性发展。关键转变标志为肝脏代谢不稳定、微血管、神经血管受损以及心脏代谢失代偿。由网络动力学引导的精准分期可能有助于实施阶段特异性干预措施以阻止病情进展。
点评
T2DM被公认为是一种多系统疾病，其疾病负担很大程度上源于多种共病的聚集。T2DM多病共存研究长期局限于两两关联分析，难以捕捉多病共存的交互作用。该研究引入超图理论，对6960例T2DM住院患者数据建模，通过超边同时连接多种疾病，真实反映临床复杂性。
本研究的创新在于分析方法学，传统网络分析将疾病视为节点，仅能通过边连接两两疾病；而超图允许一个“超边”同时连接多个疾病，真实反映了临床中多病共存的复杂性。该研究的核心发现有代谢性肝病（MLD）成为多病网络枢纽，在所有分层中与血脂异常、高尿酸血症、维生素D缺乏紧密共现，为MLD作为全身性疾病驱动器的理论提供了网络层面的有力佐证。晚期T2DM的共病模式聚焦于高度协同的代谢障碍，“血脂异常-高尿酸血症-MLD”三病组合影响增长最显著，提示肝脏代谢负担与尿酸代谢障碍的交互作用可能是疾病加速恶化的关键节点。该研究另一个重要发现是维生素D缺乏在晚期T2DM网络中的突显，其可能不仅仅是一种伴随现象，而是参与并放大了晚期代谢紊乱的网络效应。对于HbA1c ≥ 8.5%的患者，常规筛查并积极纠正维生素D缺乏，可能有助于打断代谢网络的恶性循环。
该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单中心、横断面设计限制因果推断，且未区分肝纤维化严重程度；生活方式、社会经济状态等变量未纳入模型。未来需多中心纵向研究，结合肝纤维化精准评估，将网络动力学转化为临床决策支持。
该研究首次以超图框架揭示T2DM多病网络动态重构规律，明确代谢性肝病的核心地位，对临床的启示有：将代谢性肝病与血糖同等对待；警惕血脂异常、高尿酸血症或维生素D缺乏患者的代谢性肝病风险；基于血糖分期的精准管理。该研究使用的分析方法为理解慢性病进展中的复杂共病模式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值得在更广泛的代谢性疾病研究中推广应用。
*主编：李婕、祁小龙
*执行编辑：靳睿 芮法娟 付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