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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前妻,40岁考取人大法学系研究生,活至100岁一生未再婚

2013年2月14日,正月初五。北京城那天就像老天爷撒纸钱,飘起了鹅毛大雪。人们过年的喜庆劲儿还没散,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

2013年2月14日,正月初五。北京城那天就像老天爷撒纸钱,飘起了鹅毛大雪。

人们过年的喜庆劲儿还没散,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间告别厅里,却低低地回响着哀乐。一个身上盖着党旗的百岁老人,安安静静地躺在花丛里。

她是谢飞,一个你可能不太熟悉的名字。但有两个标签,让她这辈子的分量沉甸甸的——她是中央红军那三十位参加长征的女战士之一,也是她们当中,最后一个告别这个世界的。

养子谢冰站在灵前,眼泪止不住地流。就在两天前,母亲刚过完百岁生日。那天,高烧十多天的谢飞,体温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并且还恢复了意识,这能让她留下人生中最后一站睁开眼睛的照片。当时照相的谢冰,心里还念叨着:老太太又闯过一关,真是福大命大。

可谁知道,第二天凌晨5点57分,人就没了。谢冰赶到医院的时候,晚了整整两分钟,没赶上最后一面。

料理后事时,谢冰在骨灰堂给母亲挑了个特殊穴位——86号。86,是这位老人从14岁入党那年开始,为革命奉献的年头。

可那时候谢冰还不知道,母亲的革命生涯,哪止入党那86年?其实从她出生的那一刻,命运的大戏就拉开了帷幕。而读懂她,得从三个名字说起。

第一章:阿尾——海边那个“多余的”倔丫头

时间拨回到1913年2月3日,海南文昌茶园村。

那天海风腥咸,渔民谢德富家又添了个丫头片子。这是他的第八个孩子了,前头已经有四个哥哥和三个姐姐。

“阿尾”,家里人就这么叫她。在海南话里,“尾”就是最小的、最后一个的意思。她就像大海退潮后,留在沙滩上那枚不起眼的小贝壳。

阿尾的童年,没什么洋娃娃,只有礁石、渔网和海风。她打小就光着脚丫,在村子里放牛、割草、帮大人织渔网。那个年代,女孩子家家,认命的话,这辈子就是嫁人、生娃、在海风里熬成婆。

但阿尾不。

1924年,11岁的她干了一件让全村人下巴都惊掉的事——她要读书!

那时候供孩子读书,对靠一条破渔船养家的谢德富来说,比出海打条金枪鱼还难。可阿尾那小眼神里的渴望,把老渔民的心给烧软了。他硬是拉下老脸,东家借西家凑,把学费给捣鼓齐了。

阿尾也争气,愣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海南公学。后来转学到广东省立第六师范,整个学校两百多号学生,就她一个女生。你想想那画面,一个瘦小的海南妹子,在一群男生堆里,昂着脑袋走进教室,那得多扎眼,多带劲!

就在学校里,她头一回听到“革命”这俩字。李大钊的文章,像灯塔里的光,“唰”地一下,把这个海岛少女的心给照亮了。她写文章,参加妇女协会,老师们都说:“这丫头人小志大,是个有胆识的!”

1927年2月,14岁的阿尾加入了共青团。到了同年8月,更不得了,那时候革命已经搞不下去了,到处都在杀人,血流成河。就在这最要命的时候,她破格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从那一刻起,渔村那个怯生生的小阿尾死了,活过来的,是一个随时准备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战士。

很多很多年后,晚年的谢飞得了阿尔茨海默症,脑子糊里糊涂的,谁也认不出来了。护士们常听见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念叨着两个字:“阿尾……阿尾……”

旁人听不懂,只有养子谢冰知道——那是母亲在叫自己,叫那个一百年前,站在海南海边,赤着脚、眼里冒着光的倔丫头。

第二章:琼香——那个爬过泸定桥的“阿香”

上学时,父亲给她起了个正儿八经的学名:谢琼香。

“琼”是海南(琼崖)的简称,也是美玉;“香”是芬芳。老头子盼着自家闺女,能像美玉一样清润,像花儿一样飘香,将来能有出息。

这个名字,陪她走过了这辈子最苦、最难、也最牛的岁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要转移了,说白了,就是被迫长征。

21岁的谢琼香接到通知:她被批准跟着走,是那30名女红军之一。

出发那天晚上,江西于都河边的风嗖嗖的,冷得瘆人。谢琼香把行李打了包,就15斤重——一条破毛毯、一个挎包、两件换洗衣服、外加5斤干粮。多余的东西?全送了老乡。

长征路上,她在“特殊连队”里。这个连队可了不得,有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这些老革命,也有邓颖超、贺子珍这些女战士。三百多号人,一半是伤病员。谢琼香的任务呢?照顾伤员、找粮食、还得宣传群众。

最悬的时候,是过大渡河上的泸定桥。

那时候她正发高烧,嘴唇烧得全是泡,浑身上下跟散了架似的,一点力气没有。战友们瞅她那模样,心里直打鼓:这丫头片子,能爬过去吗?有人提议,要不把她“寄”在老乡家吧。

在那个年月,“寄”是啥意思?就是掉队。掉队意味着啥?意味着死,或者比死更惨。

谢琼香一听,眼眶里泪珠子直打转,可她硬是梗着脖子,咬着牙说:“不!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跟着红军走到底!”

大部队走了两个小时后,她才爬到桥头。往上一看,我的天!光秃秃的几根铁索晃悠悠的,底下是万丈深渊,激流咆哮。她二话没说,趴下身子,双手死死抠住冰凉的铁索,一寸一寸地往前挪。冰雹砸在脸上生疼,汗水和雨水混在一起湿透了衣裳,她啥也不看,就盯着前头,眼里冒火。

半个多小时后,她居然真爬过去了,硬是追上了大部队。

后来翻夹金山,也就是那座“鸟儿飞不过”的大雪山,她把上级发的羊毛和棉花,胡乱缝在两件单衣中间,那就是“棉衣”了。过草地,七天七夜见不到一个人影。没吃的,就挖野菜、啃树皮,最后连皮带都煮了吃。草鞋烂了,捡块马皮,用刀子戳几个洞,拿绳子一绑,套在脚上继续走。

1935年10月,当谢琼香一脚踏进陕北的土地时,瘦得就剩一把骨头了,可那双眼睛,亮得吓人。

就在陕北,她遇见了那个改变她后半生命运的人。

说起来挺逗。长征路上有一回,她因为生病掉队了,正好撞见负责后勤的刘少奇。刘少奇挺惊讶:“阿香!你怎么走到我前头来了?我还以为你会掉队呢。”谢琼香张口就答:“首长,我就是怕掉队,所以才走到前头来了。”

就这么一句实诚话,让刘少奇记住了这个倔巴巴的海南姑娘。

后来,而邓大姐就给两人牵起了红线,邓大姐没有说别的,直接给了她一封信,信是刘少奇写给邓颖超的,大意是说:邓大姐,您以前说要帮我解决个人问题,现在我有意中人了,求您做个媒吧。

谢琼香看完信,脸“腾”地红了,跟火烧云似的。她害羞地点了头。

1935年冬天,在瓦窑堡一个破窑洞里,两人拿着东拼西凑的几块钱,没有大鱼大肉,只有简单的花生就酒,在邓大姐,和当时最早的十多个首长的见证下,结为了革命伴侣。

新婚之夜,没什么洞房花烛,只有一盏油灯。谢琼香坐在炕沿上,替丈夫誊写工作报告。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就是那时最动听的音乐。

第三章:谢飞——我要像鹰那样,自己飞!

结婚没多久,谢琼香干了一件事——给自己改名字。

“琼香”不要了,她改成单名一个“飞”字,谢飞。

后来有人问她为啥改,老太太解释得特别干脆:“阿尾是倒数,我不喜欢;琼香太软,像个小姐。我一想到‘飞’字,就想起天上飞的雄鹰。我要像老鹰那样,又坚强又勇敢!光跑得快顶啥用?得飞起来!”

你看,这就是谢飞,永远要自己说了算。

婚后的日子,其实挺甜的。后来到天津法租界做地下工作,刘少奇化名“周教授”,谢飞就是“周太太”。丈夫写文章,她是第一个读者;丈夫累了,她悄悄递上一杯热茶;重要文件要送,她就化装成信使,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穿梭。

她还做了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当妈。

1938年,刘少奇和已牺牲的烈士何葆珍的女儿刘爱琴,被送到延安。11岁的小姑娘,从小没了娘,乍一见后妈,心里跟揣了只兔子似的,七上八下。

可谢飞用一颗滚烫的娘心,把小姑娘的心给捂热了。

“爱琴”这个名字,就是那年她和刘少奇一起给起的。谢飞亲手给她做衣裳,那身衣裳成了刘爱琴的命根子,走哪带哪。有一次衣服掉进了粪坑,刘爱琴急得嚎啕大哭。谢飞啥也没说,硬是从粪坑里把衣服捞出来,洗了又洗,第二天把干干净净、焕然一新的衣服递到闺女手上。

刘爱琴晚年提起这事儿,眼眶还红:“这件事,我一辈子都不能忘。”

可命运的转折,说来就来。

1940年深秋,刘少奇这里有一条重要情报,给给江那边的新四军。谢飞临危受命,接了这个托付。情报送到了,要往回走的时候,坏事了——她走的那几条路,全被鬼子占了。

她被活生生困在了长江对岸,跟丈夫彻底断了联系。

两年,整整两年啊!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音讯全无,意味着啥,谁都心知肚明。

1942年,当谢飞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组织,跟刘少奇重逢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组织上以为她早牺牲了,刘少奇也已经重新成了家。

那天晚上,据说谢飞在长江边坐了一宿。她没哭,只是望着滔滔的江水发呆。第二天清早,她把一件贴身珍藏的物件沉进了江里,然后拍拍屁股,转身走进了抗大的课堂。

两人很冷静,商量了一下,和平离婚。组织上很快就批了。

后来有人问起这段往事,老太太平静得像在说别人家的事:“这种情况在当时不算稀奇。为了革命,有时候就得把婚姻和家庭先放一边。我和少奇同志当然也不能例外,革命利益,永远要排在第一。”

离婚后,谢飞再没嫁人。她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在了革命和教育上。

在浙东,她带兵打仗,把敌人打得嗷嗷叫,成了让日伪军头疼的新四军女指挥员。1949年后,都40岁了,她还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读研究生,成了新中国头一拨法学研究生。毕业后当了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副校长,给国家培养了大把大把的政法干部。

再后来,那个特殊年代里,因为那段历史,她受牵连被捕入狱5年多。在里头,不管怎么折磨她,她始终坚持说真话,不做伪证,骨头硬得很。

尾声:那一场漫天大雪

晚年的谢飞,脑子慢慢不好使了。记忆像退潮的海,一点一点没了。

可她偶尔还是会自言自语。

有时说:“阿尾……阿尾……”那是七十多年前,海南岛的涛声。

有时说:“泸定桥……爬……”那是发着高烧,在铁索上挪动的生死时刻。

有时说:“飞……要飞……”那是她年轻时给自己立下的誓言,要像鹰一样翱翔。

养子谢冰守在床边,一遍遍给她讲她过去的故事。也不知道老太太能听进去多少,但每次讲完,她的嘴角,好像会微微地动一下。

2013年2月14日,正月初五,清晨5点57分,谢飞在北京医院走了,101岁。

2月25日,八宝山。那天,本来回暖的北京城,突然又变了天,漫天飘起了鹅毛大雪。

人们胸前别着白花,在大雪里排着队,向这位有着86年党龄的老革命告别。刘爱琴站在亲属队伍的最前头,哭得撕心裂肺。

告别厅外,大雪纷飞。

有人低声说:老天爷也在送行呢,用这一片白,送女英雄最后一程。

谢飞这一辈子,用了三个名字。

阿尾,是起点,是渔村丫头那股不甘人后的倔强;

谢琼香,是征途,是在枪林弹雨里绽放的那朵花;

谢飞,是归宿,是像雄鹰一样,穿越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雪,最终翱翔在天际的身影。

名字会变,样子会老,记忆也会散。可有些东西,比名字更久,比记忆更长。

就像临走前那场大雪,看着啥都没了,可等春天一来,你就会发现,那融化的雪水,早就渗进了大地,滋润着新长出来的每一棵草,每一朵花。

那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那团火,烧了一百年,没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