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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乌克兰安全局与总检察长办公室宣布，对总统泽连斯基的前新闻秘书、40岁的尤利娅·门德尔提起叛国指控，依据是乌克兰刑法典的两项条款：戒严状态下的高级叛国，以及为俄罗斯联邦的武装侵略辩护。

安全局在其社媒频道中称，指控以缺席方式提出，她目前身在该国之外，当局正采取包括全球通缉在内的一揽子措施，将其绳之以法。门德尔否认全部指控。

这则消息的发布时点，距泽连斯基10月31日在伊斯坦布尔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随后公开提议在土耳其与普京举行直接会谈，只过去不到一周。和谈信号正在抬头，基辅却在这个当口，把一名最著名的前代言人送上被告席。

（尤利娅·门德尔）

她的履历，是这起案件的前半段注脚。

2019年6月至2021年7月，门德尔担任泽连斯基总统班子初创期的新闻秘书，负责对外形象与媒体对接，帮这位以喜剧演员身份当选的政治新人，进入西方主流舆论视野。

离任后她移居国外，后来据称定居美国，为媒体撰稿并公开发表政见。

转折出现在2025年前后，她开始抨击泽连斯基政府的决策与言论管控。2026年5月，她登上美国主持人塔克·卡尔森的访谈节目，称乌克兰"濒临消亡"，并说泽连斯基是"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之一"。

10月下旬，她又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全世界正在被泽连斯基带得反感普通乌克兰人，俄语媒体随即成批转载。

基辅的回应在9月就已到位：泽连斯基签署对她个人的制裁法令，封禁其在乌社交媒体账号、冻结相关资产。然后是11月的刑事指控。从行政手段到叛国罪名，中间只隔了不到两个月。

（尤利娅·门德尔参与塔克的访谈节目）

至于案子的证据，事实上全是她的公开表态：采访、专栏、社交帖文，没有泄密指控，没有行动协助的指控，罪名的全部内容就是言论本身。而刑期，可能最高能到15年，甚至可至终身监禁。

但刑期不是最关键的部分，罪名落在哪一类行为上才是。当"批评领导人的和平策略"与"为侵略辩护"装进同一个条款，边界就不再由法条划定，而由这桩案子的控审双方第一次划出来。

时间点也非常重要。为什么是现在？起诉时点，绕不开斡旋棋盘。泽连斯基对外放话说，愿意与普京谈领土问题，而门德尔立场的核心恰恰是：尽快谈，哪怕接受一个糟糕的和平来换取国家存续。

这个主张并不新鲜，连曾坐在伊斯坦布尔谈判桌对面的乌克兰前外长库列巴都公开说过，2022年底的停战窗口错过是错误。

区别在于谁说出来。在基辅看来，总统可以说准备谈，前外长可以承认后悔，一个已经离队的前新闻秘书，却不能说"他是和平最大障碍"。同一句话，说话人不同，就分别从政策变成了叛国。因此，这场缺席起诉首先是一则对内公告：谈判的价格由谁定义，权力必须独占答案。

（泽连斯基）

另一重成本在传播链上。今天乌克兰内部异见要经过三道放大器：

言论先进入美国右翼脱口秀，成为质疑对乌援助论辩的一部分；再被俄语媒体翻译转载，包装成基辅"不得人心"的叙事素材；最后回流欧洲舆论场，喂养早已存在的战争疲劳。

美国中期选举刚过，华盛顿的援助预算进入不确定性上升期，给"停止援助阵营"递新材料的实际代价，比两年前高出一截。把"为侵略辩护"的解释收得更紧，与外援账本的变化是同步的。

（共和党和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大受打击）

往远看，叛国罪在乌克兰并非新设的高频罪名，而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直在扩大的类别。

2023年，泽连斯基罢免总检察长与国家安全局局长时，给出的理由是，两个机构内部数十名员工涉嫌通敌叛国，而当时全国在办的叛国案件高达651起，对象主要是乌东地区的通敌与情报泄露等行动类案件。

只是，如今基辅的指控，已经进一步落到了笔头和采访镜头上，这不免让外界疑虑：泽连斯基到底是在维护法治，还是在巩固自身权力？

（泽连斯基探访前线）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是：这张通缉令执行得了吗。答案基本是否定的。

门德尔人在美国，而美方没有因言论类罪名，向乌克兰引渡个人的记录与机制，红色通缉令的实际作用至多收窄她的旅行半径，约束不了她的写作与受访。

由此，我们也能看清起诉真正的作用对象：不在门德尔本人，而是在另外三类人。

第一类是仍在乌克兰留有资产、生意或亲属的流亡者，制裁加起诉的组合可以在境内冻结其财产，这是现成的威慑；

第二类是境内正在权衡要不要开口的官员与意见领袖，寒蝉不需要点名就能生效；

第三类是乌克兰的西方受众，欧盟入盟进程对法治、言论自由与司法独立本就有章节评审，一场以言论为罪状的缺席审判，会作为可引用条目进入进展评估。这是起诉方一并支付、但未必愿意承认的代价。

所以说，门德尔案不是一次单纯的个案追诉，而是把战时言论管控，从行政层级升级到司法层级的动作。

最终，若起诉最终被法院正式确认且定罪证据仍然只是公开采访，那么"叛国"的适用门槛就算完成了一次从行为到立场的实质性下移；

若在门德尔之后，再有同等知名度的异议者按同一罪名被追诉，此案就从政治工具升格为司法先例。

至于代价，历史上经历战时动员的国家，战后都面临同一笔清算：依据紧急状态条款作出的定罪如何处理。叛国罪的适用面铺得越宽，将来民族和解时要翻的账就越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