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浩公律师事务所 刑事研究院 文章/张扬

一、新闻事件

2025年11月11日，海淀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案件：被告人戚某通过购买手机号注册新用户后打车不付款的方式，骗取滴滴公司运营费，给滴滴公司造成损失人民币30万余元，后因涉嫌诈骗罪被公诉至法院。

检方指控，2023年至2024年间，被告人戚某通过网络购买大量非实名认证的虚拟号，以“低价叫车”的名目吸引乘客，为乘客提供网约车代叫服务。被告人戚某收取乘客支付的部分车费后，利用虚拟号的隐蔽性，拒不向平台支付实际产生的费用，给滴滴公司造成损失人民币30万余元。上述乘车费均用于被告人戚某日常消费使用，目前尚未退赔被害单位损失。

庭审中，控辩双方针对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聊天记录、鉴定意见等证据进行了举证、质证。被告人戚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我在微信群里看到有人专门卖虚拟手机号，这种手机号就是电脑生成的，不是真实的手机号，然后我就买了虚拟手机号注册滴滴出行的账号帮别人打车。滴滴有先乘车后付款的机制，坐完车可以不付车费，我从乘客那里收取实际车费五折左右的车费。事后我就弃号换新的手机号继续打车。”

法庭辩论阶段，检方认为，被告人戚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66条之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辩方对诈骗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仅对诈骗金额提出异议。被告人自述已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对被害单位深表歉意，愿意赔偿被害单位损失，希望法庭从轻处罚。

二、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罪】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三、法律知识学习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戚某案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滴滴公司财产的直接故意；客观上实施了隐瞒不支付车费真相的行为；侵害的客体是滴滴公司的合法财产权益；且涉案金额达到30万余元，远超“数额巨大”的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的诈骗对象是滴滴公司而非乘客。戚某向乘客提供真实服务并收取部分费用，却对滴滴公司隐瞒了不支付车费的意图。这种三方关系中的诈骗行为，体现了网络平台经济背景下诈骗犯罪的新形态。

本案也引发了关于平台责任的讨论。滴滴作为网约车平台，在用户注册审核、异常交易监测等方面是否存在疏漏？如果平台因自身风控不足导致财产损失，是否应当承担部分责任？从现行法律看，平台虽然是受害者，但也提示了网络平台需要加强技术防护，完善风险管控机制。

四、案件引发的社会思考

戚某案是典型的“技术作恶”案例——利用技术工具和平台规则漏洞谋取非法利益。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类似案例层出不穷：利用电商平台“仅退款”规则恶意索赔、钻网络支付延迟空子实施诈骗、破解软件系统非法获取数据等。这种行为不仅造成企业经济损失，更破坏了社会诚信基础。“技术中立”原则被曲解为“技术无罪”的借口，一些人认为利用系统漏洞“薅羊毛”只是智商优势的体现，而非违法行为。这种认知偏差亟需通过司法案例和公共教育予以纠正。

网约车、共享单车等共享经济模式建立在社会诚信基础上。滴滴平台基于对用户的信任，提供了先乘车后付款的服务体验。戚某的行为实质上滥用了这种信任，若此类案例频发，将迫使平台收紧服务政策，最终损害广大诚信用户的利益。信任是共享经济的基石，一旦崩塌，会导致交易成本上升、服务流程复杂化，最终阻碍创新经济的发展。保护这种信任，需要法律、技术、道德的多重保障。

为防范此类犯罪，平台自然会加强风控措施，如强化实名认证、增加人脸识别、监测异常交易等。但这些措施也可能带来用户隐私保护、服务便捷性等方面的争议。如何在安全与便捷、风控与体验之间找到平衡点，是平台企业和监管部门共同面临的课题。单一强调任何一方都可能带来负面影响，需要建立多元共治的机制。

戚某滴滴代叫诈骗案虽是个案，却折射出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共性问题。技术在赋予我们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法律与伦理挑战。如何平衡创新与规范、自由与秩序、效率与公平，是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此案的审理和判决，将为此类新型网络犯罪提供重要的司法先例，对潜在违法者形成震慑。同时，它也促使我们思考：在享受科技红利的同时，每个人都应当守住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