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认为,刘邦是人类历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之一,可以和恺撒并列。由此可见,连西方学者也无法忽视汉朝的强大。
从现有的可靠史料看,最迟到商朝,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是世界第一,而且大体延续到了晚清。撇开价值判断,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组织能力更强,二是生产力更强。
组织能力首先来自政治上的大一统,而大一统并不是从秦朝才开始的。有一种观点认为,统一压倒一切,只要是为了统一,其他是非都可以不顾,其他代价都可以付出。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如果没有秦始皇,今天的中国就会像欧洲那样四分五裂,所以秦始皇是不是暴君并不重要。他们觉得,只要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他就占据了正义的制高点,他的形象就成了大一统的标志,不容批评。
这种价值观对不对,各人可以自己判断。不过,在大一统中国的形成这个问题上,秦始皇个人的贡献固然很大,但还没有大到“没有秦始皇,中国就会是现在的欧洲”这种程度。
考古资料显示,早在6000年至5000年前的华夏文明早期,中国境内的各支文明就已经形成了多元一体的“重瓣花朵”格局。
经过夏商时期的发展,到西周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统一的中国:周天子是天下共主,这是政治统一;周朝分封的各国都称为诸夏、诸华,这是民族统一;各国都奉行礼乐宗法制度,这是文化统一。有人认为西周实行的是封建制度,算不上统一,更算不上大一统。
可以拿现在的美国作对照:美国有50个州,每个州都是一个state,各有自己的法律和军队,但没人会说美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所以古代的封建,相当于现代的联邦。
不管是封建制还是郡县制,都只是国家的统治形态,关键在于地方是否承认中央的权威、是否听从中央指挥。如果地方不听中央的,就算实行郡县制,国家照样会分裂。
据最新研究,西周时期周天子不仅权威很高,而且对地方诸侯有任免、调动等权力。诸侯的职位虽然可以世袭,但继承人必须得到周天子的认可。
更重要的是,诸侯国的重要官员由中央直接任命,中央可以随时干预封国的司法、财政和军事事务,诸侯的军队也必须听从周王的命令。这说明在西周时期,诸侯国只是周王朝的地方行政区,和后来西汉、东汉的诸侯国差不多。
西周的分封制带有鲜明的中央集权特征,如果说西汉、东汉是大一统王朝,那么西周也同样是。至于春秋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各自为政,那是西周灭亡以后的事,不能用后来的500年否定前面的300年。
所以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一统,第一次就是西周的大一统。正是因为此前有过西周的大一统,到了分裂的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才会怀念西周,大一统的观念也由此深入人心。
最早提出“大一统”的是《春秋公羊传》,最早提到“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是《礼记·中庸》。战国七雄彼此征战,目的也都是恢复大一统。
梁惠王问孟子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回答“定于一”。当时人人都盼着统一,重新走向统一是大趋势,秦始皇只是顺应了这个趋势。
即使没有秦始皇,到了战国晚期,中国也一定会走向统一,区别只在于早几年还是晚几年,以及由哪位统治者来完成。秦始皇自己也承认周朝是统一王朝,这从他定周朝为火德、秦朝取代周朝为水德就能看出来。
秦实际上是重新实现了统一,只是疆域比周朝更大。所以周太史儋说,秦与周起初相合,合后分离,五百年后会重新合一。
在古人看来,从周到秦,就像后来从汉朝到隋唐,中间隔了几百年乱世,同样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过程。秦的统一并没有开天辟地的开创性。
当然,秦的统一和西周毕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实行郡县制,这标志着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所以可以说,秦的统一是质量更高的统一。但郡县制也不是秦始皇首创。
郡最初是军事管理区,春秋以后就已出现;县是周王或诸侯派官吏直接管理的直辖领地,战国以前各大诸侯国几乎都设有县。到战国晚期,七雄实际上都已经以郡县制为主。
秦始皇真正的功劳,是把郡县制推行到了全国。政治上的大一统,前提是文化上的认同,不然就只有楚人、赵人、秦人之分。
最迟到周朝,已经有了炎黄共祖的传说。至于以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为标志的文化统一,实际上也继承了西周的遗产。
以文字为例,统一之前,即使是文字差异最大的秦、楚两国,在构字上有明显差异的字也只占约20%;燕、齐、三晋的文字和秦国文字更是基本相同。诸子百家的著作在各国流传,也没听说到了哪里还需要翻译。
这说明在周文化的主导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别并不大。秦始皇的“书同文”是在这个基础上对汉字的进一步整理,以及对律令文书的进一步规范,对汉字发展史意义重大。
但由于秦朝统治时间太短,对民间的影响很有限。所以李零认为,秦始皇的大一统目标只完成了一半,另一半是后来汉朝到汉武帝时期才真正完成的。
秦汉的大一统反过来又推动了文化上的统一。欧洲虽然也有基督教这一共同的文化认同,但在政治上始终没能统一。
综合来看,大一统中国的形成是一个从周到汉的持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秦始皇个人的贡献不小,但未必能超过西周和西汉。
“没有秦始皇,中国就会是欧洲”的说法更站不住脚。欧洲在地理上缺少屏障,气候又好,所以历史上不断有来自亚洲和北非的民族进入欧洲,差不多每隔几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民族大迁徙,形成了欧洲民族众多、文化多样的局面,后来又叠加了宗教分裂。
这才是近代欧洲没能形成统一政治体的根本原因。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西北有高原和荒漠,东南有大海阻隔,离其他强势文明相对较远;中原地区又很早就形成了华夏这个民族共同体,人口体量远远超过周边民族。
所以,即使周边民族入主中原,在人数上也处于绝对劣势,很快就会被同化。正因为有了华夏民族这块“压舱石”,历史上无论遇到什么风浪,即使分裂几百年,最后仍会重新回归统一的政治体,甚至还能向周边辐射,形成规模更大的统一。
这才是中华文明自古绵延不绝、大一统体系越来越稳固的根本原因。这是自古以来每一位炎黄子孙共同的贡献,而不是嬴政一个人的贡献。
统一的国家又带来了组织严密的经济。古代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基本统一的市场。
明朝九边缺粮时,政府用盐引吸引商人往边关运粮,其中很多粮食产自南方。南粮北运、跨地区赈灾和治水,靠的也是这种组织能力。
生产力同样长期领先。汉代古荥冶铁遗址中,最大的高炉一天就能炼铁一吨,而汉代至少设有48个铁官,铁制农具因此得以普及。
同一时期,中国以西的地区还在用原始的块炼铁,欧洲直到14世纪才学会生铁铸造技术。中国在生产力上真正落后,是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
明朝末年,财政危机、农民起义、党争和天灾接连叠加,朝廷的组织力跌到谷底,南明的问题更严重。明朝在火器等生产力上仍然胜过后金,却无法把它变成有效的战斗力。
后金是残暴的军事掠夺集团,但内部组织力更强。组织力强并不代表正义或先进,这正是清朝能够取代明朝的关键。组织力和生产力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