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那时的农村，一些人已经率先富起来。

盖起了新房，添置了新家具。

但在我的小村庄里，时光好像静止了一样，依旧保持着往日的样子。

这一年，我的妻子因病去世了。

她走得太突然，只留下满屋的回忆和一件还未缝完的衣裳。

母亲看着我身体日渐消瘦，总是偷偷抹泪。

拉着我的手说：

“儿啊，王家那个女知青，就是当年上山下乡留在村里的王琴，她的事你知道吧？”

我默默点头。

王琴的故事，在我们村几乎无人不知。

她是来我们村的知青。

原本有机会返城，却因为照顾重病的父亲放弃了机会。

等到她父亲去世，返城的路已经断了。

母亲的用意我明白。

在她看来，我和王琴都是命运多舛的人，或许能相互理解，相互慰藉。

我没有拒绝，因为我深知母亲的不易。

我的童年，笼罩在父亲离世的阴影中。

那是1954年的一个寒冬，父亲上山砍柴，不慎失足坠崖。

那时我才五岁，对父亲的记忆，只剩下他宽厚的背影和粗糙的手掌。

母亲那年才二十六岁，正是花一般的年纪。

村里的人都劝母亲改嫁，说带着两个孩子太苦。

外公外婆也多次登门，想接母亲回娘家。

但母亲始终摇头，她说：

“我答应过孩子爹，要把兄弟俩拉扯大。”

就这样，母亲硬是咬着牙，撑起了这个家。

起早贪黑，操持农活，供我们兄弟俩读书。

那时的农村，一年到头也难得吃上一顿肉，但母亲总能变着法子，让我和哥哥每天放学回家，都能吃上一口热乎饭。

有时是红薯稀饭，有时是咸菜疙瘩汤。

虽然粗茶淡饭，却是我们心中最温暖的记忆。

1969年，我上初中那年，爷爷奶奶在半年内相继离世。

那时的农村，红白喜事都要大操大办，这是维系乡里乡亲感情的重要纽带。

村里的老乡自发地来帮忙，有的挖坑、有的抬棺，母亲则要张罗着给前来帮忙的乡亲们做饭。

那段日子，我眼看着母亲的头发一天天变白。

瘦弱的肩膀，却挑起了越来越重的担子。

六十年代末的中国农村，能上初中的孩子并不多。

眼看着母亲为了供我读书，起早贪黑地干活，我心里难受，萌生了退学的念头。

可母亲知道后，拉着我的手说：

“娃啊，咱家就指望你读书改变命运了。你爹临走时说过，再穷不能穷教育。”

1974年，我高中毕业了。

那时的农村娃，能读到高中已是不易。

和很多同龄人一样，我选择了参军。

记得临行前，母亲给我缝了一个新枕套，枕套是用她自己织的蓝白条子布做的，上面还绣着“军功章”三个大字。

她说：“去了部队，要好好干，给咱村争光。”

也许是命运的眷顾，我在部队遇到了好领导。

连长看我文笔不错，思维灵活，就让我当了连队文书。

那时的连队文书，要负责写板报、通讯稿，还要处理连队的日常文书工作。

虽然工作琐碎，但这为我后来的提干之路打下了基础。

1980年，我在部队提了干。

那时的农村，能当上干部可是了不得的大事，村里人见了我爹娘，都要竖起大拇指夸上几句。

母亲总算熬出了头，开始张罗着要给我说媒。

在一个春日的午后，经过乡亲介绍，我认识了马晓红。

她是隔壁生产队的女社员。

虽然只读过几年小学，但人勤快能干。

第一次见面，她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衫，说话轻声细语，显得很是腼腆。

能找到一个贤惠的媳妇，比中了彩票还稀罕。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幸福。

晓红不仅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孝顺母亲。

记得有一年，母亲得了风湿病，晓红每天都给母亲煮艾草水泡脚，还学会了拔火罐。

母亲总是笑着说：

“咱家晓红，比亲闺女还贴心。”

1984年，我们有了女儿。

晓红当了娘，更显得温柔贤惠。

可谁知，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1987年，晓红突发脑溢血，医生说是积劳成疾。

在那个医疗条件还很落后的年代，我们四处求医。

最终还是没能留住她。

晓红走得太突然，留下我和三岁的女儿相依为命。

那段日子，我像丢了魂似的，天天抱着女儿发呆。

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总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这时，村里的知青王琴进入了母亲的视线。

王琴是来到我们村的知青，她在村小学当临时代课老师，教书育人，深受村里人的尊重。

母亲说：

“王琴是个有文化的人，能照顾好你们爷俩。”

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丧偶军人干部，是很多人眼中的好对象。

但我带着个孩子，也没什么可挑的。

经过三次见面，在母亲的撮合下，我和王琴很快就领了证。

婚礼很简单，只在村里的食堂摆了几桌酒。

王琴穿着一件朴素的红衣裳，安静地坐在我身边。

看着她温柔地抱起我女儿的样子。

我知道，这个家又有了希望。

从她略显局促的样子，我看到了当年母亲的影子。

最让我感动的是，她待我女儿如同己出，耐心地教她读书认字。

1988年的那个夜晚，当村里的喜乐声渐渐远去。

王琴对我讲述了她的故事。

“那时我才十八岁。“

她轻声说道。

那是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期，数百万城市青年响应号召，奔赴农村。

王琴和她的初恋，是同一批来到我们村的知青。

在那个物质匮乏但理想饱满的年代，他们相互扶持，共同劳动，结下了超越友情的情愫。

“那时我们都以为，等知青返城时，就能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王琴的声音有些哽咽。

后来，国家开始有计划地安排知青返城。

初恋，因为家里有关系，很快就拿到了返城指标。

临走时，约定，等他安顿好就来接她。

然而，等来的却是一封绝情的信。

“他在信中说，他家里给他相了个对象，是机关干部的女儿。”

那时的她已经怀有身孕，可是打击太大，最终没能保住孩子。

更让她绝望的是，城里的家人知道此事后。

为了家里的名声，也与她断绝了来往。

听着这些，我的心一阵阵发痛。

在那个年代，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更是关乎家庭地位、政治前途的大事。

多少青春的誓言，在现实面前支离破碎。

“后来我就留在村里，当了代课老师。”

她说，“总觉得，教书育人，能给这里的孩子们多一些希望。”

这话让我想起，这些年来，村里因为她的坚持，已经有好几个娃考上了大学。

我握住她的手，能感觉到上面的老茧。

我说：

“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走。你放心，我这辈子都不会辜负你。”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温馨。

王琴虽然是知青，但对农活很在行，和母亲很快就处成了亲母女。

有时，她会给我讲她在上海的往事，眼里闪着光。

我知道，她心里始终装着那个繁华的城市，但她选择留下，和我一起。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

王琴已经从代课老师转成了正式教师，还评上了特级教师。

我们的小家，也早已其乐融融。

她不仅待我女儿如亲生，还生下了我们共同的儿子。

每每看着她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我都会想起那个知青岁月里的她，那个怀揣梦想来到农村的女知青。

如今的农村，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但我们的感情，却如同老屋前的那棵老槐树，越发根深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