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您发现什么了？譬之试卷，则孟子《做人》的卷子只有“大人”“小人”正反两面；而孔子《做人》的卷子则分成了“士君子”、“敢问其次”、“敢问其次”等几个单元。荀子的卷子呢？则仅仅《士君子》一个单元的单元卷，基础题、拔高题、筛选题便都已有之了。……

众所周知，孔孟荀三夫子全部学问的出发点差不多都是如何做人、如何成人——“治国经邦吗？来来来，我们先谈谈你自家如何做人……”《荀子》成书最晚，体系感最强，包罗问题也最广，惟它的第一篇《劝学》、第二篇《修身》、第三篇《不苟》、第四篇《荣辱》等等等等都是在谈做人，而后才有谈其他问题的另二三十篇。《孔》书《孟》书不必说了，师友们普遍更熟悉，哪一篇没有做人成人方面的谆谆教诲、金玉良言呢？

那，三夫子讲了那么多《做人》课，能否各自挑最重要最透辟且必须是最不绕弯子最有趣的一两段讲讲？比如这老三位有没有一针见血的区分人物高下的标准？再比如这老三位虽学成一脉，化成一系，但各自批评做人的标准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先说结论：第一，三夫子的确有区分人物的标准，且都还挺明确的。第二，是的，这些标准还真就是不尽相同而体现出老三位不同的时代特色、思维特点。第三，细而察之，深而味之，您说“味道不同”吧，“食材”又相同。

孔子塑像

我们先看孟夫子批讲做人。但，为什么先看他老人家呢？个人趣味而已，实在是啊——实在是孟夫子的这一套，较之另两位，太霸气也太痛快了！首先，孟子除了按最经典的“君子”“小人”谈做人，还会按“大人”“小人”谈做人。一“大”一“小”，判然对比，本身听着读着就带劲啊！而更主要的是，孟子说的那话本身，更带劲，更痛快。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孟子•告子上》）

也就是孩子们啊，做人之要，以“大体”——也就是自己的心、自己的独立思辨——来办事，而不是以“小体”——也就是自己的一膀子蛮力或道听途说、偏听偏信——来办事（化用朱熹、方勇等人观点）。换言之，做人要动动脑子嘛！动则大人也，不动小人也。用现在网友们的话来说，不动脑子之人虽不一定就是十恶不赦，“来人间凑数的”却跑不了……

孟子塑像

孟夫子还有没有更霸气，更带劲的批评了？——有啊！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离娄下》）

大人是动脑子的人，他们基于什么动脑子的呢？基于道义，基于大义——“惟义所在”。剩下的呢？剩下的就都不重要了，剩下的就都只是具体的方式方法了。为了大义，亦即是大信，言行有时不一又何妨（“言不必信，行不必果”）？那必定还包含着，为了大义，亦即是大勇，暂时被误解为“鄙夫”甚至“懦夫”又何妨？大人者，写好“义”这一个字也已矣……

您以为如何？孟子他老人家对于做人的批讲，是不是直率而痛快甚至霸气？总览《孟》书，至诚至清且其势至不可挡。

小结道是：第一，孟子曰：人有“大人”“小人”之分——所以，孩子们，努力去做个大人。第二，大人者，用心用脑子，未经审视的糊糊涂涂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第三，可不是教你乱用脑子！要以大义大信大勇为出发点用脑子，要在真正值得你殒身不恤的事上用脑子。夫如是也，“人设”云云就不重要了，摆个什么造型就不重要了，尽去用你们的智慧吧——狠狠用去！……但是——是的，这里显而有“但是”——但是孟夫子的标准会不会太简化且标准也太高了呢？如此批讲，或大人或小人，或不及格或满分，难道《做人》一科就容不下“中等生”了吗？

观《孟子》所言，察孟轲所行，孟子是一个有着鲜明英雄气概的哲人，而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也正是英雄迭出、合纵连横的时代。还得看孔子。较之英雄孟子，还得是我们的孔老师更像是一个标准的老师啊。

“总览《孟》书，至诚至清澈且其势力至可挡”

孔子如何区分人物、批评做人的呢？从高到低，概而言之是：

圣者→仁者→知者（智者）→君子（“士”）→好人（“孝悌”之人）→小人→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不值一提）→乡愿（“德之贼也”）

是的，我们后人见天里念叨的“君子”“好人”，大约正就是孔子孔老师为《做人》中等生预备的标准。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论语•子路》）

子贡请教：如何才是一名合格的“士”呢（大约就是“君子”）？孔老师答：第一，先要知廉耻，先要做个有起码荣辱观的好人（“行己有耻”）；第二，仅做个好人还不够，还要真的能办事（“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也就是两点都做到，可以为士矣。——较之英雄孟子的“大人之论”，孔老师的这一番“士论”是不是显然更具体一些，可操作性更强一些？

子贡继续问（“敢问其次”），子贡那意思：中上等学生做士、做君子，但中等偏下一点点的学生又能做什么呢？孔老师诚哉是“循循然善诱人”（颜子评价孔子语），进而答道：孝悌也很好，达到好人的程度也很好。那意思：照顾得好身边人（“宗族称孝焉”），又能诚意善道对待关系远一些的人（“乡党称弟焉”），这个人就可以判及格了——已不赖了。

然而，子贡可能也是想再保一保底线，保一保最低标准的做人，进而又问：“还能再调低些标准吗？”孔老师接下来的话，显然严厉起来了：“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好人以下，就是这种不去敲已邦邦响的死脑筋了，就要沦为小人了啊……——前述孟夫子讲“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盖直接继承于此。盖孔孟二夫子皆曰：“那是死脑筋啊……不及格！病得轻点也是冬烘先生，百无一用。孩子们，慎之！戒之！”

子贡手植楷遗址

以上大约就是孔子孔老师批评人物的主要标准了。但，不对啊，不是还有“斗筲之人”呢吗？那就太次太次，次到《做人》的卷子都不该给他改甚至不该发给他的程度了，是所以说：“何足算也”——饭桶（“斗筲”）嘛这不是？肚子挺大，肚量挺小，不值一提……——综上，孔子给出的《做人》中等生的努力方向是：一，先做个好人——知荣辱，讲孝悌。二，头脑灵活，能办事。加之他老人家对“斗筲之人”或“乡愿”（《阳货》）的不屑、痛斥，当还有：三，要有朝气，有脾气，不要唯唯诺诺暮气沉沉……

但是——是的，这里仍然必须再“但是”一下——但是孔子这里“士君子”的标准会不会还是有点太宽泛了？还是不够我等平凡人知即能行之？孟子“英雄哲学”，“圣人哲学”；孔子“君子哲学”，“天人哲学”；那——那还是有请“凡人哲学”的集大成者——荀卿荀夫子吧。

荀子（名况，时人尊之为“卿”）画像

继之孔子，荀子对于士君子者做了进一步更细致的拆解：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悫士者，有小人者。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

不下比以暗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

身之所长，上虽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虽不知，不以取赏，长短不饰，以情自竭，若是，则可谓直士矣。

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若是，则可谓悫士矣。

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

（《荀子•不苟》）

孩子们，是不是还搞不清楚什么是士君子呢？没关系，那我就再给你们细分成四等——加上“小人”——拢共细分为五等。没关系，那我就再给你们说一说……第一等，“通士”，通达之士——做人做事的学问已都被他们全部融通好了。有多好？任什么人都能被他们照护得很好（“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什么事都能被他们办理得很妥（“物至而应，事起而辨”）。夫通士，好人也，且能办事，此亦孔孟之“士君子”、“大人”者也。

第二等，荀子谓之“公士”，公正之士——不害人，不苟私利。而公士之所以低上通士一等，庶几在办事成事上不及后者。也就是这样的人对于全天下全社会的福祉当然也有助益，不那么大罢了。

第三等“直士”，第四等“悫士”，是不是好人呢？前者直率，后者诚厚，当然也都是好人，惟对于全社会福祉的助益更小，而主要是助益他们身边的宗族乡党。也就是这样的人最低最低也是及格的。

直悫如竹

至于“小人”，孔孟皆曰“死脑筋”，而荀曰：“其实客气了……我们战国末期的小人那才真是小到家了呢。”“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要而言之，那都是一帮没有底线的，较之第四等悫士，断崖直坠，及格是永远不可能及格的了……想来荀子之所以推导出著名的“性恶论”（《性恶》），至小的小人见到太多了吧？但他依然在讲《做人》，依然在探索以《士君子》的方式分步解决问题……

至此，您发现什么了？譬之试卷，则孟子《做人》的卷子只有“大人”“小人”正反两面；而孔子《做人》的卷子则分成了“士君子”、“敢问其次”、“敢问其次”等几个单元。荀子的卷子呢？则仅仅《士君子》一个单元的单元卷，基础题、拔高题、筛选题便都已有之了。——所以，何以为人呢？荀卿荀夫子道：先做到诚厚、直率，先努力做个好人吧（基础题）；进而，努力于公正、明达（拔高题）；进而把一己“好人”之“好”推向更多人，造福更多人，无人不被你照护着且无事不被你办得很妥（筛选题）……

我国传统哲学如昆仑山路：遥远但不缥缈，复杂但不诈伪，常情常理之间见天地人

您一定也发现了，这里有着荀子凡人哲学的“分步思维”、荀氏唯物哲学的“唯实精神”，而实则还是对孔孟“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等等修身方法或前述孔孟种种《做人》大原则的细化、步骤化。是的，就是那话，孔孟荀这老几位确乎是不一样的，然深而味之，也一样的。

盖因根本上，《做人》这门课不容你巧言令色、标新立异去上，而就应当是本本分分推“本”去上，切切实实照“实”去上。——人之本，孔曰“有耻”，孟曰“惟义”，以及这老三位皆曰：要“仁”。推本实之，荀曰：“没关系，四步走，从基础开始，我们慢慢来……”

写于北京办公室

2025年11月22日星期六

【主要参考文献】《论语》，《孟子》，《荀子》（杨倞、王念孙、俞樾、方勇，李波等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