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地针对金融、电力、烟草、石油等行业的“近亲繁殖”问题密集出手，从黑龙江泰来农场的举报公告到湖北孝昌县的全覆盖排查，这场专项整治直指选人用人领域的沉疴顽疾。然而，在明面上的亲属扎堆现象受到遏制的同时，一种更隐蔽的操作——“你的孩子去他单位，他的孩子来你单位”的交叉安排，正以“换汤不换药”的方式规避监管。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世代从业”的职业传承，而是权力寻租主导下的不公平竞争，是制度漏洞纵容下的公共资源私有化。

金融、电力、烟草、石油等行业成为“近亲繁殖”的重灾区，绝非偶然。这些行业天然具备垄断或半垄断属性，手握稀缺资源配置权，不仅岗位稳定、福利待遇优厚，更能提供普通人难以企及的社会资源与上升通道。在就业市场竞争加剧、社会向上流动机会相对稀缺的背景下，这类“香饽饽”岗位自然成为权力者优先为亲属争夺的目标。更关键的是，这些行业的用人机制存在先天漏洞：相较于公务员、事业单位严格的招考公示制度，国企市场化用工的灵活性赋予了管理层更大的用人裁量权，笔试面试成绩不公示、招聘条件“量身定制”等现象屡见不鲜，为“近亲繁殖”提供了操作空间。从2015年中央巡视组首次点名中石油、中国人寿等9家单位存在“近亲繁殖”，到2025年专项整治中仍不断查出的违规线索，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的顽固性——当权力可以轻易突破制度底线，当公共岗位沦为私人利益交换的筹码，“近亲繁殖”便成为难以根治的顽疾。

比直白的亲属安置更值得警惕的，是“换孩子”式的交叉安排。随着任职回避、亲属关系报备等制度逐步完善，明面上的“父子同司”“亲属扎堆”风险加大，权力者们转而采用更隐蔽的“互助联盟”模式：金融系统的领导将子女安插进电力系统，电力系统的负责人再把亲属安排到烟草公司，烟草系统的管理者又为石油企业的领导子女铺路。这种跨系统的交叉操作，表面上完全符合任职回避规定，招聘流程也看似合规，实则是权力圈层的利益互换，本质上仍是“近亲繁殖”的变种。中央纪委监委曾披露某省教育厅副厅长与省属国企副总经理互相安排对方子女的案例，这种操作不仅隐蔽性强，且证据难以固化，查处难度极大。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换孩子”行为正在形成封闭的利益圈层：普通人即便才华出众，也难以突破由权力编织的“关系网”，而圈层内的子女无需参与公平竞争，就能轻松占据优质岗位，这不仅挤压了普通人的发展空间，更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削弱了行业的创新活力与竞争力。

必须明确的是，反对“近亲繁殖”绝非否定职业传承的合理性。军人子女因耳濡目染而投身国防，教师后代因深受熏陶而走上讲台，医生家庭的孩子因见证医者仁心而选择从医，这种基于职业认同与家庭影响的职业选择，本身是社会传承的正常现象，并无不妥。问题的核心从来不在于“几代人是否从事同一职业”，而在于“通过何种方式进入该职业”。当普通人需要通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试竞争岗位时，权力者的子女却能凭借父母的关系网，通过“萝卜招聘”“交叉安排”等违规操作绕过竞争，这种起点上的不公平，才是“近亲繁殖”最令人诟病的地方。福建屏南财政局曾推出“私人订制”招聘条件，仅局长女儿一人符合要求；贵阳市烟草专卖局某客户经理岗专门限定体育教育专业且要求足球二级运动员资格，引发“因人设岗”的质疑，这些案例无不印证：公平竞争的缺失，才是“近亲繁殖”的万恶之源。

整治“近亲繁殖”及“换孩子”乱象，关键在于筑牢制度防线，让招聘过程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首先，必须强化招聘信息的透明度，要求所有国企招聘的笔试成绩、面试流程、录取结果全程公开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杜绝“暗箱操作”；其次，应建立跨部门的亲属关系核查机制，利用大数据打通户籍、婚姻、人事档案等信息壁垒，穿透“交叉安排”的隐蔽外衣，让权力者的利益交换无处遁形；更重要的是，要压实监管责任，对违规招聘行为实行“终身追责”，不仅要查处当事人，更要倒查招聘流程中的审核者、决策者，形成强有力的震慑。2024年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要求亲属关系主动报告、从严审核，这一规定理应在垄断行业全面落地，并进一步细化执行标准。

垄断行业的“近亲繁殖”与“换孩子”乱象，本质上是公共权力的私用，是对公平正义的践踏。多地开展的专项整治是良好的开端，但整治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更要向隐蔽的“换孩子”行为延伸。唯有堵住制度漏洞，让招聘过程暴露在阳光之下，让权力受到严格约束，才能真正铲除“近亲繁殖”的土壤，让每个劳动者都能凭借自身能力参与公平竞争，让垄断行业回归公共服务的本质，而非权力者的“私人后花园”。这场整治不仅关乎行业的健康发展，更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容不得半点妥协与敷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