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造飞机劳民伤财,不如直接买外国飞机,又快又省事。”
1980年,我国的运-10大型喷气式客机,首飞成功。
眼看就能实现量产,并装配运营,结果却被紧急叫停。
转而与美国的麦道公司合作,购买组装他们的飞机。
运-10总设计师马凤山极力争取:“再给我们3000万,保证能成功。”
可他却一毛经费也没拿到,只能眼睁睁看着生产线被拆,工程师各奔东西。
就连当初积累的宝贵数据,也多半遗失不见。
从此以后,国产客机的发展,一度停摆三十年。
关于运-10项目下马,网友众说纷纭。
有人说是经费不足,有人说是美国的阴谋。
原来我们都被骗了......

1970年,国家下达指令,要造一架能搭载100名乘客、航程超过5000公里的大型喷气式客机。
那时的中国航空工业,家底薄得像一张纸。
没有大型客机的设计经验,没有配套的产业链,甚至连完整的风洞数据都稀缺。
然而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最终却交到了上海方面。
当时,马凤山被从哈尔滨紧急调往上海,出任708设计组技术负责人。
这位曾参与过轰-6研发的航空专家,接过了一副千钧重担。
他到任的第一天,就对着50多名核心工程师立下誓言:
“就算砸锅卖铁,也要把中国自己的大飞机送上天。”
708设计组的办公地,是上海飞机制造厂的几间旧厂房。
冬天没有暖气,工程师们只能裹着棉袄画图。
夏天蚊虫肆虐,他们就在桌上点满蚊香,图纸上常常沾着香灰。
他们没有计算机辅助设计,所有的计算都只能靠算盘和计算尺。
一张机身受力图,要反复演算几十遍,草稿纸堆得比办公桌还高。
后来,运-10的设计方案,终于在无数次争论中成型。
虽说团队借鉴了轰-6的气动布局经验,但却并没有照搬照抄。
他们决定将四台发动机吊挂在机翼下方,这种布局能降低机身震动,提升飞行稳定性。
机翼被设计成锥形,配合翼尖的小翼,有效减少飞行阻力。
为了应对复杂的气流,他们还在机翼前缘加装了气流缓冲装置。
而最难的,是材料和工艺的突破。
大型客机的机身需要大量使用钛合金,可当时中国的钛合金焊接技术,几乎是一片空白。
马凤山带着工程师们,泡在焊接车间里,反复试验。
从焊接电流的大小,到焊条的材质,逐一排查。
有一次,大家连续试验了七天七夜,焊接车间的灯从未熄灭过。
当第一块合格的钛合金焊接件出炉时,工程师们一个个激动得抱头痛哭。
整个运-10项目,整合了全国53家单位的力量。
其中,西安的飞机制造厂负责机身段加工。
沈阳的发动机厂攻坚涡扇-8发动机。
北京的航空材料研究所,则负责研发新型复合材料。
一条横跨大江南北的产业链,就这样在项目推进中悄然成型。
1971年底,一个意外的机会,为运-10的研发,带来了突破的契机。
当时,一架巴基斯坦的波音707客机,在乌鲁木齐迫降时失事。
飞机残骸被搁置在戈壁滩上,无人问津。
马凤山得知消息后,连夜向上海飞机制造厂提交申请:
“我们应该去一趟戈壁滩,好拆解测绘707的残骸,从而搞懂大型客机的设计逻辑。”
申请获批的那天,马凤山带着500多名工程师,登上了前往新疆的火车。
戈壁滩的冬天,气温低到零下三十多度。
狂风卷着沙砾,打在人脸上生疼。
马凤山一行在飞机残骸旁搭起简易帐篷,一住就是三个月。
这不是抄袭,是一场带着敬畏的学习。
工程师们拿着卡尺和笔记本,对波音707的每一个零件进行测绘。
从发动机的叶片,到客舱的座椅滑轨,再到航电系统的线路布局。

一件零件,要画几十张图纸。
一个数据,要反复核对上百次。
有人的手指冻裂了,缠上胶布继续画。
有人的眼睛熬红了,滴几滴眼药水接着干。
三个月后,八大块拆解后的残骸,被运回上海。
随之而来的,是14.3万页手绘的测绘图纸。
这些图纸,成了运-10研发的重要参考。
马凤山组织团队,对比波音707的设计,结合中国的实际需求,对运-10的方案进行了上百次优化。
1972年6月,运-10的全套设计图纸,正式定稿。
不过,设计稿完成并不是终点,而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1976年,第一架运-10原型机,被送往陕西阎良的航空工业试验基地。
在这里,要对飞机进行静力试验。
成功或失败,在此一举。
静力试验的核心,是模拟飞机在飞行中承受的极限载荷。
从机翼到机身,逐步增加载荷,直到达到设计极限的120%。
试验现场,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马凤山站在监控室里,眼睛死死盯着屏幕上的载荷数据。
当载荷达到设计极限的100%时,飞机机身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那是金属受力的声音,每一声,都揪着所有人的心。
“继续加码。”
马凤山的声音,沉稳得没有一丝波澜。
下一秒,载荷加到了110%。
机身的蒙皮,出现了细微的变形。
工程师们握紧了拳头,手心全是汗水。
随着时间的推移,载荷逐渐加到120%。
“咯吱”声越来越响,机身暂时并没有出现任何断裂。
三分钟后,试验总指挥宣布,静力试验圆满过关。
听到这一消息,监控室里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马凤山摘下眼镜,用手背擦了擦眼角的泪花。
无数个日夜的奋战付出,终于有了好的结果,他能不激动吗?
而接下来,就是更加激动人心的实地试飞阶段。
1980年9月26日,上海大场机场。
天刚蒙蒙亮,机场跑道旁就站满了人。
有708设计组的工程师,有飞机制造厂的工人,还有前来见证的领导和专家。
总共400多人。
所有人的目光,此刻都聚焦在跑道尽头的运-10原型机上。
上午9点30分,试飞员王洪章坐进驾驶舱。
他对着对讲机,说出了那句载入史册的话:
“运-10,准备起飞。”
接着,引擎启动,四台涡扇-8发动机发出轰鸣。
轰鸣声越来越大,震得地面微微颤抖。
运-10缓缓滑向跑道,加速,再加速。
当速度达到起飞临界值时,机身猛地抬头。
银灰色的身影,冲上了蓝天。
现场的人群,瞬间沸腾了。
大家挥舞着手臂放声欢呼,甚至泪流满面。
马凤山仰着头,看着飞机在天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
十年磨一剑,今日终成锋。
运-10在天空中,平稳飞行了28分钟。
过程中,王洪章驾驶飞机,连续完成了爬升、转弯、平飞等一系列动作。
最后,平稳降落在跑道上。
当王洪章走出驾驶舱时,马凤山快步上前,紧紧抱住了他。
“飞起来了,我们的大飞机,终于飞起来了。”
首飞成功的消息,一夜之间传遍全国,乃至全世界。
国外的航空界,也为之震动。
美国《航空周刊》发表评论,称“中国航空工业与世界的差距,从30年缩短到了15年”。
中国,成为了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五个能够自主研发大型喷气式客机的国家。
其实最让马凤山团队担心的,是运-10能否适应高原上的复杂环境。
众所周知,拉萨地处高原,位于贡嘎的机场环境,海拔高,空气稀薄,气象条件复杂。
当时,世界上能在贡嘎机场正常起降的大型客机,寥寥无几。
令人称奇的是,从1982年到1984年,运-10七次飞抵拉萨。
每一次飞行,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试飞员们带着工程师的嘱托,在高原上空完成了各种复杂的飞行科目。
落地时,飞机的各项参数,都达到了设计标准。
这证明,运-10不仅能在高原上飞,还能飞得稳,飞得好。
四年里,运-10累计飞行170多个小时。
团队在试飞中,开发出12种新型航空材料。

积累了上万组风洞试验数据。
完善了大型客机的设计规范。
一条从设计到制造,再到试飞的完整产业链,已经初具规模。
可辉煌的背后,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困境。
运-10项目,累计投入5.377亿元。
这笔钱,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
1980年,我国的财政总收入,才不过2000多亿元。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
教育、医疗、农业,各个领域都需要资金。
是否继续为运-10投入巨资,成了一个艰难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