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是存在于前1世纪至7世纪的中国古代边疆政权，地跨今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北部。南北朝时期改称“高丽”，又称“高氏高丽”，与十世纪建立的高丽（又称王氏高丽）并无继承关系。

隋朝对高句丽总的方针是羁縻方针，把高句丽作为它的附属国，并围绕这一方针来调整对高丽的和战政策。文帝时期实行的是和好的外交政策，虽有战争，但未酿出多大后果，这与文帝勤俭为政是分不开的。炀帝大业七年（611年）前是从抚慰到征战政策的演变；大业七年（611年）后是征战政策，这一过程与炀帝的个性特征和高句丽的疑忌心理是分不开的，并因此而把隋朝推向灭亡。

高丽是我国东北历史悠久的民族。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秦末卫满据之，传国至孙右渠，汉武帝灭之，开为四郡。汉末，公孙度据之，传国至孙渊，魏灭之，至晋皆为郡县。高丽之先，出于夫余，建昭二年（前37年），朱蒙建国，号高句丽，以高为氏。魏晋以来，中国兵乱，高丽内侵，并有辽东之地。朱蒙建国，汉封其为“高丽王”，以后诸王接受中原王朝册封，高句丽也不断朝贡。这表明高句丽和中原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附属国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要依中原王朝强大程度和高丽实力大小而定。在隋朝，隋始终把高句丽看作隋的附属国，自己为宗主国，这一方针一直未变，只是不同时期隋对高句丽政策作了调整而已。

隋文帝时期，隋和高句丽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和好的，文帝在位24年中，只发生了开皇十八年（598年）的征高句丽事件，虽有紧张时期，但多是和平时期。其和战政策的演变，是有原因和过程的。隋从周夺得政权后面临的问题极为严重，南有陈朝统治，西有吐谷浑，北有突厥，东北有驻守黄龙（今朝阳）的北齐残余高保宁势力，辽右的契丹、奚、 三藩势力，辽左的高丽统治，东北还有靺鞨。 隋文帝对这些威胁势力区别对待，平定南陈，统一国家；翦除高保宁势力；争取三藩归附；对突厥，实行分化瓦解战略，争取西部突厥达头可汗和东部突厥处罗侯可汗，打击中部沙钵略可汗，使北突厥也归附。

在臣服这些民族之后，隋对他们实行了羁縻方针，以抚慰怀柔的方法，使之与隋保持附属国和宗主国的关系，以确立隋朝的大国地位。但这一方针实行起来并不一帆风顺，有时较顺利，双方和平相处，有时却以战争来确立两国的关系。隋对高句丽也同样实行羁縻方针，一直把它作为附属国，并围绕这一方针来调整对高句丽的和战政策。

高句丽形势图

隋的开皇元年（581年）十二月，“高丽王高阳遣使朝贡，授阳大将军，辽东郡公”。这表示高句丽和隋确立宗主国和附属国的关系，这是惯例，并且隋初，高句丽处于观望时期，频繁朝贡，实则有打探动静之意。隋对高句丽采取了羁縻方针，对高句丽王特殊优待，一方面因为隋初政局不稳定，另一方面高句丽远离中原，难以经略。太建十四年（582年）正月、十一月两次朝贡，至德元年（583年）正月、四月、五月三次遣使朝贡。从太建十三年（581年）至至德元年（583年）共有六次遣使来朝，隋对使者的待遇与“百蛮大国” 突厥使者相同。开皇四年，文帝在大兴殿共宴高句丽、突厥使者，并遣使入高句丽。可见两国关系正常，隋对高句丽实行和好政策。

从至德二年（584年）到开皇十年（590年）史书中未见高句丽朝贡记载，此时隋忙于平定南陈，还无暇东顾，对高句丽的政策仍是和好的政策。开皇九年（589年）灭陈，统一国家，这本是好事，但高丽王汤恐惧，“ 开皇初频有使入朝。及平陈之后，汤大惧，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这一疑惧心理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隋过于强大，反使高句丽担忧不能保住附属国地位而被吞并，从而治兵积谷，作防守之策。实际上高句丽王汤的担忧是多余的，隋对高句丽仍奉行羁縻方针，以高句丽王实行地方统治。

开皇十年（590年），文帝赐汤玺书，隋对高句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玺书中列举了高句丽王几种过错，“王每遣人，岁常朝贡，虽称藩附，诚节未尽”，“驱逼靺鞨，固禁契丹”；利诱弩手，巡窜高丽，企图修理兵器，图谋不轨；软禁隋使者于空馆，闭其耳目，防止使者了解内情；又多次遣马骑杀害边人；“王专怀不信，恒自猜疑，常遣人密觇消息”。可见高句丽对隋由“猜疑”引起，做出了有碍两国和好的事，但文帝较慎重，从大体出发，宽恕高句丽王之罪，要求他“今日以后，必须改革。守藩臣之节，奉朝正之典，自化尔藩，勿忤他国，则长享富贵，实称朕心”。并警告高句丽王，如不改过，就以兵相见，更换高句丽王。汤得书惶恐，将奉表陈谢，不久即病薨。文帝未改羁縻方针，允许高句丽王改过自新要他恪守藩臣之礼。不过隋和高丽关系紧张，潜在矛盾。

高汤之子高元嗣位，高祖使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郡公，赐衣一袭。元奉表谢恩，并贺祥瑞，固请封王。高祖计册元为王。高祖不计前嫌，仍优待高元，以示对高丽政策未变，并表现出对高句丽特别热情。虽然文帝对高句丽政策不变，宽大待元，但高元上台后继续执行高汤政策，对隋进行骚扰。从开皇十年（590年）到开皇十八年（598年），高句丽只有三次遣使贡方物，可见两国关系较为冷淡，并且开皇十七年，高丽遣使贡方物，大概有探视动静的动机，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元率靺鞨之众万余，侵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退之”。高元侵扰是长期“动作邪说，心不在宾”的结果。隋文帝很恼怒，决定变抚慰的和平政策为征伐政策。这一政策的转变，是高句丽出于“猜疑”心理而产生不轨行为的结果。作出这一决策是否合适须研究。

“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高丽为意，刘炫独以为不可，作《抚夷论》以刺之”，高颎也因谏不可。这反映了当时高句丽行为已引起了隋廷的普遍不满，文帝作征伐决策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刘炫和高颎反对征高句丽，则从理智上清楚地认识到征高句丽的弊端。开皇十八年（598年）文帝大怒，下诏黜高句丽王元官爵，以汉王杨谅、王世绩并为行军元帅；将水陆军三十万伐高丽，以尚书左仆射高颎为汉王长史，周罗目侯为水军总管。“汉王谅出临渝关，值水潦，馈运不继，军中乏食，复遇疾疫。周罗睺自东莱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风，船多飘没。秋九月，己丑，师还，死者什八九。高丽王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上于是罢兵，待之如初”。

杨坚

这次战争也是隋文帝不够理智，以怒兴师的结果，通过此战使双方都明白自己的境况，隋很难征服高句丽，高句丽也无力抵抗隋的进攻。此次征战，实际上是实力的较量，对双方都不利。战后，双方又恢复了平静，隋对高句丽政策和以前一样。在随后开皇年间和仁寿年间，文帝待高元如初，但两国关系较冷淡，不见高句丽朝贡的记载，高元的不臣之心仍未改变。

隋对高句丽的方针总的来说是羁縻方针，实行怀柔的和好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与隋初的形势和隋文帝个性是相关的。隋文帝为人较勤俭，是个治世之君，所以他对高句丽的政策是慎重的，坚持实行和平政策，收到较好效果。对于征高句丽，以怒兴师，文帝有欠慎重，不够理智。征高句丽失败，虽有损失但，未酿出多大的后果，这与文帝勤俭为政是分不开的。

从隋炀帝即位到大业七年（611年）以前，隋对高句丽的政策从抚慰政策演变为征战政策。

炀帝即位到大业七年（611年），其间有七八年稳定时期，但不见高句丽朝贡的记载，两国关系仍很僵，是由和到战的酝酿时期。大业六年（610年），炀帝巡幸塞北，幸突厥启民可汗帐。当时高句丽遣使先通于突厥，启民不敢隐瞒，引使者见帝。裴矩认为：“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朝于突厥，亲见启民，合国从此，必惧皇灵之远畅，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请面诏其使，放还本国，遣语其王，令速朝觐。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炀帝接受他的建议。但“高元不用命，始建征辽之策”。

高元一直不顺从，炀帝在裴矩的怂恿下，决定征辽，宣告两国关系彻底破裂，从此战争不断。作出这一征战政策的原因，有人说是由于炀帝好大喜功，也有人说是出于大一统的考虑，也有说凭其富强，这是不全面的。可以从主观和客观原因两方面来分析。

从主观上分析，征战政策的决定与炀帝的思想和人格特征是有联系的。从隋炀帝人格特征上来看，他是个骄傲自大、刚愎自用、吝啬、疑忌心大和残忍的皇帝。炀帝个人的能力很强，在文学和军事上都有突出的表现。”帝好读书著述”，置学士很多，修撰不息，“帝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尝谓侍臣曰：‘天下皆谓朕承藉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他个性上骄傲自大，不允许任何人超过他，因忌妒薛道衡和王胄文学才能而借故杀了他们。他为人虚伪，“帝临朝凝重，发言降诏，辞义可观，而内存声色”，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上台后，以其虚伪来进一步维护其骄矜，从他召集少数民族人于洛阳而让洛阳人用绢缠树以夸富事例可知，以其虚伪和骄矜来维护其皇帝高傲自大的虚荣。

杨广

这种不可一世的心理使他认为，天下不应有不臣服他的，否则即事征讨。炀帝对侍臣说：“高丽小虏，侮慢上国，今拔海移山犹望克果，况此虏乎！”可见炀帝狂妄自大，征高句丽的重要原因是高丽王高元“亏失藩礼”，损害了他的尊严。《隋书・五行志》说：“帝自矜己以轻天下，能不亡乎！”是有道理的。

另外炀帝在思想上有勤事远略的思想。炀帝接受南朝灭亡的教训，“谓给事郎蔡征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对曰：‘此事所以不能长世。’”炀帝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到处巡幸，勤事远略，与周边少数民族征战不已，西讨吐谷浑，北击突厥，东征高句丽，略无休息。史言：“暨炀帝嗣兴，志存远略，车辙马迹，将遍天下，纲纪弛紊，四维不张。”“时帝方勤远略，蛮夷朝贡，前后相属”。由于炀帝有这样的个性心理和思想，其对外发动战争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从客观上分析，征高句丽应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隋经文帝治理，国家经济有很大发展，“炀帝即位，是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所以《隋书・东夷传》评价说：“内恃富强，外思广在，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闻也。” 炀帝恃其富强，敢对高句丽不断用兵。二是裴矩的助长。裴矩知“帝好远略”，就投其所好，为其制定外交政策。炀帝认为裴矩有“ 绥怀之略”，“ 四夷经略，咸以委之”。裴矩访商胡有关西域四十四国山川风情，作《西域图记》三卷上奏，又造地图，图谋“混壹戎夏”，灭吐谷浑和突厥。裴矩盛言“胡中多诸珍宝，吐谷浑易可并吞”，使炀帝积极经营西域，“自是西域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计，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唱导也”。

大业六年（610年）炀帝巡幸塞北突厥启民可汗帐见高句丽使者，也是裴矩建议征伐高句丽，使炀帝作出征高句丽的决策。可见征高句丽的决策，裴矩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是高句丽王元不守藩礼。从开皇十年（590年）高汤薨逝后，高句丽王元并未接受隋文帝玺书的责备，仍不改前行，“诱纳亡叛，不知纪极，充斥边垂，亟劳烽侯，关柝以之不静，生人为之废业”；不接受隋兵惩罚的教训，“乃兼契丹之党，虔刘海戍，习靺鞨之服，侵轶辽西”，又“拥塞道路，拒绝王人，无事君之心，岂为臣之礼！”继续与隋作对，这是骄傲自大的隋炀帝不能容忍的，必使炀帝变抚慰政策为征讨政策。

关于炀帝对高句丽政策的转变是否正确，也值得研究。裴矩认为高句丽属中国境内民族，汉朝在高句丽境内置郡县，高句丽之地位属中国，魏晋后独立出去，别为异域，应把它收复，主张对高句丽用兵。实际上高句丽从魏晋以后独立出去，独立为国，以中原册封和高句丽朝贡来维持宗主国和附属国地位，想把高句丽统治的朝鲜之地变为中国一部分，是很难实现的，裴矩的说法是欠妥的，他倒是为了迎合炀帝骄傲自大的心理，鼓励其去征高句丽。到唐初，裴矩仍以这种说法劝说唐太宗，从而发动征高句丽战争，这种理由是不充分的。应以宗主国和附属国的关系来看待，对高句丽的侵扰，隋适当还击惩罚是应该的，过分地发动战争就由正义行为变为不义之战了。

并且高句丽之所以敢在边境挑衅，就是依仗它离隋统治中心很远，利用靺鞨等力量来挑衅。从其特殊地理位置来说，它离中原较远，而且有辽水、鸭绿江天然屏障的阻隔。隋征高句丽价值并不大，路途遥远，悬军深入，气候难适应，加上路远粮饷不继，很难取得胜利；即使征服高句丽，也很难长期统治其地，汉武帝和唐太宗征服高句丽在其地设郡县而不久失去统治就是证据。开皇末，朝野皆以高丽为意，刘炫独以为不可，高颎也反对征高句丽；大业七年（611年）车驾东征，耿洵上书说：“辽东不可讨，师必无功。”当时有识之士反对征高句丽，说明征高句丽是不明智的，隋文帝不听高颎劝告而征高句丽，使隋军失败而归；隋炀帝不接受教训，一意孤行，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大业七年（611年）下诏征高句丽，隋炀帝对高句丽政策由抚慰变为征战。从大业七年（611年）以后，发动了三次征高句丽战争，把隋推向灭亡。从战争过程来讲，炀帝个性特征与战争策略的制定关系极大，由于其发动的战争的非正义性和其个性心理特征的偏执，征高句丽战争必然失败。

大业八年（612年）春正月，炀帝亲率大军集于涿郡，以兵部尚书段文振为左侯卫大将军，下诏列了几条征高丽的理由。第一次征高句丽，炀帝在人力和物力上都作了充分的准备，专修运河至涿郡，发兵113万多，分水陆两路进发。这样远征必须指挥得当，才能取胜。这样战争悬军深入，应速战速决，乘胜出击，出奇制胜，否则高句丽固守城池，以逸待劳，等隋军兵疲粮绝，趁机出击，必然打垮隋军。段文振就上表认为：“窃见辽东小丑，未服严刑，远降六师，亲劳万乘。但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迟。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余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既竭，强兵在前，靺鞨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次年三月，段文振病逝，炀帝很可惜。

合水令庾质也说：“若车驾留此，命猛将劲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机在速，缓则无功。”但是炀帝刚愎自用，为人吝啬，吝惜官职，说征高句丽是为了“吊民伐罪，非为功名”；不允许将士争先抢功，对将士猜忌，不放心，进退都得听炀帝调遣。这样牵制了军队，有降兵来，将不敢接纳，有敌军来不敢打击，待把情况报告给炀帝，高丽军已逃。这样隋军攻辽东城，数战不利，高句丽“ 婴城固守”。“辽东城将陷，城中人辄言请降；诸将奉旨不敢赴机，先令驰奏，比报至，城中守御亦备，随出拒战。如此再三，帝终不寤”。“高丽诸城各坚守不下”，这样诸城攻不下，水陆军打到平壤，都被高句丽军以逸待劳击败了。“初，九军渡辽，凡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不仅如此，此战还引起了王薄农民起义。

三征高句丽示意图

大业九年（613年）春正月，诏征天下兵集涿郡，准备伐高丽。四月命大将宇文述和杨义臣等进趋平壤，来护儿仍统水军从东莱出发。第二次征高句丽本不该发生，炀帝纯凭感情用事，第一次征辽失败，损伤其至尊威严，认为“高丽小虏，侮慢上国”，就复议征高丽，发动了第二次战争，可见其狂妄自大，不服输，以怒兴师，缺乏理智。郭荣谏曰：“戎狄失礼，臣下之事；千钧之怒，不为鼷鼠发机，夸何亲辱万乘以敌小寇乎！”但炀帝不听。去年进攻失败，百姓和军队深受其苦，此次征高句丽，想征三吴人东征，但人皆逃亡，百姓愁苦，起义不断，督粮黎阳的杨玄感趁机发动兵变。

炀帝在前线接受教训，没有过多牵制将士，而鼓励进击，眼看就要取胜，但祸起萧墙。消息传到前线，炀帝应醒悟，应晓喻将士，安定军心，下罪己诏，以取得天下人的宽恕。但他执迷不悟，猜忌心大，军中与杨玄感关系密切的人心中不安，知炀帝残酷，必受株连，其中大将军斛斯政因与杨玄感关系密切，心中不安，就逃到高丽军中。这样军心动摇，炀帝夜里撤退，固守城池的高句丽人见势追击，杀死隋军老弱几千人。水路军也未获胜。这样第二次征高句丽以人怒兵起和炀帝无宽容心而失败。

大业十年（614年）二月，“诏百僚议伐高丽，数日，无敢言者，戊子，诏复征天下兵，百道俱进”。此时国内起义不断，炀帝在平定杨玄感兵变之后，仍一意孤行，不平高丽，难平心中愤恨和羞辱，又第三次征高句丽。七月炀帝至怀远镇。当时天下已乱，所征兵多失期不至，高句丽也困弊。来护儿破毕奢城，将趋平壤，“高丽王元惧，甲子，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帝大悦，遣使持节召护儿还”。来护儿认为应一鼓作气破平壤，擒高元，但诸将不敢抗旨而归。炀帝自怀远镇班师。从这里可以看出，炀帝认为高句丽臣服就不要进击了，一方面说炀帝对高句丽的一贯方针还是羁縻方针，只要高句丽臣服就可以了，另一方面臣服高句丽是为了满足他的自尊自大的心理。

总之，隋炀帝征高句丽，并未像斐矩说的要纳其版图，炀帝所要达到的目的只是高句丽的臣服，对其实行羁縻方针。由怀柔到征战政策的改变，并没有形成征高丽完整计划，只是凭感情用事。炀帝征高句丽并未收到任何效果，高句丽仍和以前一样没有臣服。“冬十月，帝还西京，以我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庙，仍征王入朝，王竟不从，敕将帅严装，更图后举，竟不果行”。高句丽人的顽强抵抗，隋军将士和百姓的反对，炀帝个性心理的偏执，导致征高句丽战争失败，并由此把隋王朝引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