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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伤疤:波黑战争与未竟的和平

前面的《一文讲述南斯拉夫如何从强盛走向分裂》文章中介绍了前南斯拉夫的分裂过程,但许多人可能不清楚在当时南斯拉夫境内还爆发

前面的《一文讲述南斯拉夫如何从强盛走向分裂》文章中介绍了前南斯拉夫的分裂过程,但许多人可能不清楚在当时南斯拉夫境内还爆发了波黑战争,波黑战争也是二战以来欧洲最惨烈的一次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又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呢?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这段惨痛的历史。

序幕:铁幕下的火山——前南斯拉夫

要理解波黑战争,我们必须先回到战前的南斯拉夫。

在强人铁托的领导下,南斯拉夫是一个由六个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国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现称北马其顿)。它是一个独特的社会主义国家,既不属苏联阵营,也不靠拢北约。在这个国家里,多个民族混居,尤其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情况最为复杂。

波黑就像一个南斯拉夫的微缩模型,是三大主要民族的共同家园:

波什尼亚克族(即穆斯林族,占43.5%):主要是斯拉夫人皈依伊斯兰教的后裔,文化上属于欧洲,信仰上属于伊斯兰。

塞尔维亚族(占31.2%):信奉东正教,与塞尔维亚共和国关系紧密。

克罗地亚族(占17.4%):信奉天主教,与克罗地亚共和国关系紧密。

在铁托时代,尽管存在分歧,但在“兄弟情与统一”的口号下,民族矛盾被高压政策所抑制。不同民族的人们在同一座城市、同一栋公寓楼、同一个工厂里生活和工作。

转折点出现在1980年铁托去世。 维系联邦的强力胶失效了。整个80年代,经济恶化,长期被压抑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抬头并迅速发酵。

第一幕:山雨欲来——联邦的解体与战争的导火索(1990-1992)

1989年,东欧剧变。民族主义政客趁机崛起,尤其是塞尔维亚的领导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他鼓吹“大塞尔维亚主义”,意图将所有塞族人聚集在一个国家内,这引起了其他共和国的极度恐慌。

1991年,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相继宣布独立,并引发了短暂的战争。紧接着,波黑的独立问题被提上日程。

截然不同的选择:波黑的波什尼亚克族和克罗地亚族希望独立,以摆脱塞尔维亚的支配。而波黑境内的塞族则坚决反对,他们希望留在南斯拉夫内,与塞尔维亚在一起。

公投与摊牌:1992年2月29日至3月1日,在波黑塞族抵制的情况下,波黑举行了独立公投。大部分克族和穆族投票支持独立。就在公投结果出炉的当天,萨拉热窝街头发生了塞族狙击手袭击平民的事件,这被视为战争的正式开始。

国际承认:1992年4月6日,欧共体(欧盟前身)和美国正式承认波黑独立。作为回应,波黑塞族立即宣布成立自己的“波黑塞族共和国”,并在贝尔格莱德的全力支持下,武装了起来。

战争的扳机,就此扣响。

第二幕:地狱之门——战争的进程与三大阵营(1992-1995)

波黑战争并非一场简单的两国交战,而是一场三方混战,各方目标不同,关系错综复杂。

1. 主要参战方与他们的目标:

波黑塞族军队(VRS):由拉特科·姆拉迪奇将军指挥,目标是:

将塞族聚居区从波黑分离出去,与塞尔维亚合并。

通过“种族清洗”——即通过屠杀、驱逐、恐吓等手段,清除特定区域内的非塞族人口——来建立一片纯净的、连成一片的塞族领土。

波黑政府军(ARBiH):主要由波斯尼亚克族组成,后期成为主力。目标是:

维护一个统一、独立、多民族的波黑国家。

抵御塞族的进攻和分裂,保卫领土。

克罗地亚国防委员会(HVO):代表波黑境内的克罗地亚族,目标是:

保护克族利益,最初与波黑政府军结盟,后反目。

希望将克族聚居区与克罗地亚合并,或建立高度自治的实体。

2. 战争阶段:

初期:塞族攻势与围城(1992-1993)

波黑政府军(主要由波什尼亚克族组成)和克罗地亚国防委员会(代表波黑克族)为了对抗强大的波黑塞族军队而结盟,而拥有前南斯拉夫人民军(JNA)遗产的塞族军队装备精良,迅速占领了波黑超过70%的领土。

萨拉热窝围城战:现代战争史上最长的围城战(44个月)。塞族军队占领周围的山头,日夜用炮火和狙击手袭击这座首都城市。市民在断水断电、缺粮少药的情况下挣扎求生,城市变成了一座露天监狱。

种族清洗:塞族军队在占领区系统性地建立集中营,对穆族和克族平民进行残酷的虐待、处决和驱逐。

中期:混战与盟友反目(1993-1994)

随着塞族攻势放缓,原本结盟对抗塞族的波黑政府军和克族军队(HVO)因领土争端而爆发冲突,主要在波黑中部爆发激战。

随着战局陷入僵局,波黑克族领导人的野心膨胀。他们希望将波黑境内的克族聚居区与克罗地亚合并,或建立一个名为“赫尔采格-波斯尼亚”的克族实体。这与波黑政府建立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目标直接冲突。

1992年底至1993年初,穆克两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为公开的武装冲突。双方在波黑中部,尤其是莫斯塔尔、维特兹、特拉夫尼克和阿赫米奇所在的拉什瓦河谷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在国际社会(主要是美国)的强力调停下,波黑政府军和克族军队于1994年3月签署《华盛顿协议》,重新结盟,双方组成波黑穆克联邦,共同对抗塞族,战局开始出现转折。

后期:局势扭转与种族屠杀(1994-1995)

在美国的暗中培训和装备下,克罗地亚军队和波黑政府军的战斗力显著提升。

1995年,克罗地亚发动“风暴行动”,收复了其境内的塞族自治区,大量塞族难民涌入波黑,动摇了波黑塞族的士气。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斯雷布雷尼察在1993年被联合国宣布为“安全区”,意味着它应受到联合国保护,并实现非军事化。一支约600人的荷兰维和部队被部署于此,负责监督停火。然而,这个“安全区”既不完全安全,也未被彻底非军事化。1995年7月,塞族军队在姆拉迪奇指挥下,攻占了被联合国指定为“安全区”的斯雷布雷尼察,兵力薄弱、授权有限的荷兰维和部队无法进行有效抵抗。他们多次呼叫北约进行空中支援,但复杂的官僚程序和主要国家的犹豫不决,导致空中打击来得太晚、太弱,且最终被取消。在随后几天内,塞族军队系统性地屠杀了超过8000名波什尼亚克族男子和男孩,这是二战以来欧洲最黑暗的一页,其性质被国际法庭认定为种族灭绝。这场悲剧也彻底改变了国际社会的观望态度,为北约的军事干预铺平了道路。

北约干预:1995年8月,在萨拉热窝市场再次发生导致大量平民死亡的炮击事件后,北约发动了“周密力量”行动,对塞族军事目标进行了大规模、持续的空袭。此举极大地削弱了塞族军队的作战能力。

震惊世界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

第三幕:脆弱的和平——《代顿和平协议》(1995)

在军事压力和国际外交的双重作用下,1995年11月,各参战方被带到美国俄亥俄州的代顿空军基地进行和谈。

经过数周的激烈争吵,1995年12月14日,《代顿和平协议》在巴黎正式签署。

协议的核心内容:

1. 政治结构:波黑成为一个单一主权国家,但由两个高度自治的实体组成:穆克联邦(占51%领土),塞族共和国(占49%领土)

2. 中央政府:设立一个三人主席团,由三族各出一名代表轮流担任。

3. 国际监督:设立高级代表办公室(OHR),拥有极大的“波恩权力”,可以罢免阻碍国家运行的官员和立法。

《代顿协议》成功地停止了战争,但它更像是一份停火协定,而非一份真正的建国蓝图。它用制度化的方式将民族分歧搁置下来,权力在波斯尼亚克族、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这三个构成民族之间分享,表面上维持了各方的利益平衡,但同时也导致国家机器运转极其低效,被称为“世界上最复杂的政治体系”。

尾声:伤痕与遗产

波黑战争持续了三年半,造成约10万人死亡(后续研究认为可能超过10万),200万人(占战前人口近一半)流离失所。它留下了满目疮痍的城市、数不清的乱葬岗和一代人的心理创伤。

如今,波黑战争已过去三十年,但这场战争的遗留影响至今仍存在:

政治僵局与外部干预:波什尼亚克族与克罗地亚族在波黑联邦内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克族方面长期认为,在联邦层面,他们的一些政治权力未能得到充分体现。而塞尔维亚族仍存在分离主义倾向,塞族共和国总统米洛拉德·多迪克多次公开质疑波黑国家主权,并推动塞族共和国在司法、税收甚至军事等领域建立独立于中央的体系,这些行动是当前波黑政局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复杂的民族分权制度导致国家决策效率极其低下。国际社会高级代表频繁动用“波恩权力”进行干预,虽能暂时解决危机,但也损害了波黑的主权,并引发部分族群的不满。

民族和解任重道远:前南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Y)起诉了包括米洛舍维奇(审判期间死于狱中)、姆拉迪奇(被判终身监禁)和波黑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被判终身监禁)在内的众多战犯,但历史的和解依然遥远。在塞族共和国和塞尔维亚,许多政治人物和公众至今仍否认斯雷布雷尼察屠杀是种族灭绝,或极力淡化受害者人数,这成为波黑乃至巴尔干地区民族和解的最大障碍。同时还存在日常生活中制度化的分隔,这些都使得真正的民族和解道阻且长。

姆拉迪奇

卡拉季奇

地缘政治的警示:波黑战争暴露了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和欧洲)在应对地区冲突时的无力、分歧和迟缓。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当大国意志缺位时,地区性冲突会如何迅速演变成人道主义灾难。

在可预见的未来,波黑更可能继续维持一种“脆弱且低效的统一”。彻底分裂面临巨大的国际和国内阻力,但回归到高效、团结的国家治理也异常困难,国家很可能在持续的政治摩擦、外部调解和周期性的危机中艰难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