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年的一个深夜，严府书房灯火通明，严世蕃同时处理着十份来自全国各地的奏章。他左手批阅军务，右手处置财政，口中还向幕僚口述对边疆事务的批示。这个被《明史》钉在奸臣柱上的贪官，此刻正展现着令人惊叹的行政才能。

提起严世蕃，人们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一个贪婪残暴的奸佞形象。他凭借父亲严嵩的权势平步青云，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最终被斩于市。然而当我们细读《明史》《嘉靖以来首辅传》等史料，会发现一个矛盾的严世蕃——他在道德上确实卑劣，但在才干上却堪称奇才。

严世蕃最让人称奇的是他处理政务的效率。据记载，他常常同时处理多件政务，"朝涉川而暮登山，文书填委，一日数十疏，皆随至随答，不假思索，动中机宜"。这种能力，就连他的政敌徐阶也不得不暗中佩服。

更令人惊叹的是他对大明典章制度的熟悉程度。当时朝廷有"博闻强记，熟谙典章"之誉的官员不少，但严世蕃在这方面堪称登峰造极。任何官员询问典章制度、政务流程，他都能立即给出准确答复，甚至包括某年某月某日某份奏疏的具体内容。

这种超凡的记忆力和处理能力，使他成为父亲严嵩最得力的助手。严嵩晚年精力不济，许多政务实际上都由严世蕃代为处理。《明史》承认："嵩耄昏，且旦夕直西内，诸司白事，辄曰：'以质东楼。'"东楼正是严世蕃的别号。

严世蕃的贪腐固然可耻，但若细究其贪腐方式，却能发现其中暗含的某种实用主义逻辑。

他卖官鬻爵，却也要考量买官者的能力。若是全无才干的庸才，即便出再高的价钱，他也未必会安排要职。因为他深知，若所用之人太过无能，最终会影响到政务运转，反过来损害严家的权势。

他在处理国家大事时，往往能够抛开个人好恶，从实际效用出发做出判断。这种务实作风，使得他在某些政务决策上确实做出了符合国家利益的判断。

严世蕃的故事提出了一个千古难题：才能与道德，究竟哪个更重要？

从能力上说，他确实是个治国理政的奇才。若能将这份才能全部用于正道，未尝不能成为一代名臣。明代学者王世贞在评价严世蕃时，也不得不承认其"才本可用"。

然而道德的缺陷，使得他的才能反而成了危害国家的利器。他越是能干，造成的破坏就越大。这正应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论断："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严世蕃的悲剧在于，他具备了经世之才，却缺乏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这种才与德的严重失衡，不仅毁掉了他个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的衰败。

严世蕃的案例，对今天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首先，它提醒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要避免简单化的善恶二分。好人并非全无缺点，坏人也未必一无是处。这种复杂性，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其次，在用人取士时，必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一个有才无德之人，其危害远胜于一个无才无德之辈。

再者，制度建设比依赖个人才能更为重要。严世蕃的专权，某种程度上也暴露出明代政治制度在权力制约方面的缺陷。

严世蕃的故事，是一面映照人性复杂性的镜子。他既不是传统史书中那个十恶不赦的魔鬼，也不该被美化为怀才不遇的能臣。他是一个才华横溢却又道德败坏的矛盾体，一个将聪明才智用错了地方的悲剧人物。

当我们今天回望这段历史时，或许应该少一些道德审判，多一些理性思考。严世蕃的遭遇告诉我们：才能是一把双刃剑，唯有以德驭才，方能造福社会；若是无德持才，终将害人害己。这个道理，古今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