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马斯克对换电和超充下过一个判断:“换电技术的推广价值不是很大,对于非商用车来说,超充才是未来。”
在此之前,特斯拉其实认真做过换电:2013年,它当众演示过约90秒的Model S电池更换,后来还在加州哈里斯牧场建过试点站。
但用户兴趣寥寥,项目很快搁置,特斯拉此后专心铺设超级充电网络。
2021年,特斯拉副总裁陶琳再次表示,坚信充电模式是大规模民用电动车最好的补能方式。
十年后再看这场争论,风向已经明显变了。
美国、德国等汽车强国的行业讨论里,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承认,中国已经在动力电池、快充以及换电这些关键领域率先成长起来。
德国是老牌汽车制造大国,本土车企高管和行业团体近几年频繁来华考察电动化产业链,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并不是偶然出现的。
被特斯拉放弃的换电,在中国被做成了一套成规模的基础设施。
这条路最早由蔚来带头走。
2018年,蔚来把换电服务作为第一大关键技术和创新写进招股书。
2021年陶琳的表态出来后,蔚来公关总监马麟随即回应,换电站是重要的基础设施,论充电价格,蔚来也比特斯拉便宜一半。
到了2024年,蔚来联合一汽、广汽、长安、吉利等车企扩大换电联盟;另一边,华为联合理想、小鹏、比亚迪、长城等11个伙伴共同发展超充。
换电和超充谁才是未来,老牌车企为什么争相加入换电朋友圈,换电究竟是真需求还是伪方便,这些问题要放到一起比较,才能看清中国这条路线的分量。
百年换电旧逻辑焕发新生
换电并不是什么新发明。
1899年,《科学美国人》杂志刊登过一幅版画,画面上有一辆电动出租车、几块电池组和一辆用来换电的小推车,描绘的正是当时法国巴黎的换电站。
早在三年前,美国纽约也为出租车队建过类似的换电站。
电池租用服务同样不新鲜,美国哈特福德电灯公司在一百多年前就做过。
往更早追溯,中国古代驿站传送急件靠的是换马,而不是等马歇够了再上路。
这背后是同一套逻辑:既然“续航”短、“充电”慢,那就直接换一匹体力充足的。
从这个角度看,换电的思路非常合理。
在出租车、公交车、重卡等商用车领域,换电模式早已成熟,因为这些车辆路线固定、车型单一,统一电池规格并不困难。
民用车的情况复杂得多。
有人天天跑高速,有人喜欢去野外露营,有人要翻山越岭,用户需求五花八门。
在需求高度分散的私家车市场里,换电是否真的方便,正是当年特斯拉打退堂鼓的核心原因,也是蔚来必须用体验去回答的问题。
蔚来第一代换电站没有自动泊入功能,车主需要下车,由工作人员辅助完成操作,全程大约8分钟,体验谈不上便利。
如今的第三代换电站完全换了一副模样:车主不用下车,手机一键操作,车辆自动泊入,3分钟左右就能满电开走,这种体验甚至比加油还省事。
站内的高密度自动换电机械系统减少了人工投入,智能机械臂的自由度更高,电池解锁、取出、安装、锁紧全流程都能在几分钟内完成。
价格也不算高,一次大约80到100元,网上车主对换电体验的评价大多是正面的。
电池租用方案则解决了另一层顾虑。
不少新车车主不愿意用自己的新电池去换一块“N手”旧电池,蔚来的做法是车主可以不买电池,车价直接减免7万元,标准续航电池包按月租用,目前月租728元。
按这个价格计算,买电池的钱足够租大约8年。
买还是租因人而异,但车与电分离以后,“新换旧”的心理障碍确实被化解了不少。
规模化的数据也在说明问题。
据蔚来公开披露的信息,其累计换电次数已经突破1亿次,单日换电峰值一度达到17.7万次。
截至2026年初,蔚来建成的换电站已达约3700座,并持续拓展城市及高速公路覆盖范围。
一项被西方厂商放弃的技术,在中国跑出了上亿次的使用量,这正是外界态度松动的重要原因。
三分钟体验背后重资产账
体验做得好,并不等于这门生意没有难处。
第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换电站到底够不够多。
以2024年6月29日为节点,蔚来换电站数量为2438座。
拿武汉来对照,当时当地换电站大约20多座,离市区某个居住点最近的一座约3.5公里,开车十分钟左右。
而武汉仅中石化、中石油两家的加油站加起来就有300多座,充电站数量比加油站还多。
更关键的是,加油站和充电站往往多枪同时作业,换电站只能一辆接一辆排队,每座站储备的电池数量也有限,例如第三代换电站可储备21块,第四代为23块。
这就造成了体验上的不稳定。
不同位置的车主在不同时段去换电,可能3分钟就换上满电电池,也可能换电三分钟、排队一小时。
当然,如果换电站足够密集、布局合理,这个问题可以得到缓解。
蔚来的思路正是如此:一个片区只要有50位车主,就要考虑建站,力争3公里内有电可换。
可这样一来,问题又变成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以武汉新洲为例,周边当时只有一座换电站,新洲居民会冲着换电去买蔚来吗?
蔚来又会为了新洲市场提前多建几座站吗?
如果坚持基础设施先行,更现实的难题在于,一家车企究竟能建得起多少座换电站。
这笔账一点都不轻松。
2023年上海车展期间,蔚来总裁秦力洪公开表示,换电站单站成本约300万元;券商研报给出的估算大约在350万元左右;行业内也有150万元上下的说法。
即便按150万元这个最保守的数字计算,2400多座换电站的建设投入也已经高达36亿元。
盈利同样需要时间。
蔚来副总裁沈斐曾表示,当时每座换电站日均大约35到36单,只要做到每天50到60单,就能实现盈亏平衡。
这里的盈亏平衡,指的是每单30元左右的服务费加上峰谷电价差带来的收入,能够覆盖日常运营成本,并不意味着前期建站的投入可以在短期内收回。
建几十座、几百座问题不大,上千座也撑得住,但要继续向几千座、上万座扩张,单靠一家车企显然吃力。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换电联盟会越做越大。
从2023年起,越来越多的汽车品牌加入换电体系,推动电池规格统一和数据接口互通,目标是让不同品牌的车都能进站换电。
行业标准的话语权,正是在这种多方协作中逐步积累起来的。
把成本分摊出去,把用户规模做上来,换电站的利用率才有可能越过盈亏线,这是老牌车企愿意加入的现实考量,也是中国在这一领域形成先发优势的关键一环。
快充慢换之争终看电网
超充的阵营同样来势汹汹。
电池倍率不断提高,充电速度越来越快,很多人自然会问,充电已经这么快了,换电还有没有必要。
关于超充是否会加速电池衰减,目前业内说法不一,缺乏足够的公开研究给出定论,这里不下结论。
但超充有一块更确定的短板,那就是电网压力。
电动汽车集中充电可能与居民日常用电高峰重叠。
换句话说,居民用电高峰往往也是电动车充电高峰,形成“峰上加峰”的局面。
具体到单个充电站,电压和功率提升以后,还需要配套更多变电设施。
全面普及超充,意味着电网系统可能要进行大范围改造,这是一项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工程。
能不能实现、多久能够实现、低电压平台的老旧充电桩如何处置,都是超充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与此同时,高峰负荷越高,低谷时段的电力闲置就越明显,这不只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能源系统共同面对的难题。
换电站可以在夜间用电低谷时以较低功率给电池慢充,白天再换给用户使用,既能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也更有利于消纳风电、光伏等波动性较大的清洁能源。
从这个意义上讲,换电站不只是补能网点,更像是分布在城市里的储能节点。
西方观察者重新审视中国换电模式,看中的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一层系统价值。
综合来看,超充和换电目前都没有压倒性的优势。
短期内,超充建设成本更低,推广速度更快,也更容易被市场接受;换电则在补能体验和缓解电网压力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长处。
至少未来十年,两者大概率会处于互补共存的状态,车主选择对自己最方便的方式就好。
至于更远的将来,可以设想两种场景。
一种是换电站遍地开花,电池规格像92号、95号汽油一样实现标准化,不同品牌、不同车型都能使用通用电池,所有车辆都能轻松快速地完成补能,这在理论上并非空想,中国车企推动的统一规格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另一种是超充继续突破,动力电池从6C走向8C、10C甚至更高倍率,需要快充时几分钟就能充满,不着急时一晚慢充也很从容,同样足以替代加油。
说到底,这是一场仍在进行中的技术博弈。
任何新技术诞生之初,都会伴随复杂多元的问题和五花八门的解决方案,随后由时间、用户、资本以及相关技术的进步共同推动路线收敛,最终形成公认的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博弈里,换电和超充两条路线的主要试验场都在中国,从2018年蔚来把换电写进招股书到今天,七八年的持续投入,让中国在补能技术上拥有了别人难以复制的规模样本。
美国、德国等汽车强国开始正视中国在换电等关键领域的崛起,原因也正在这里。
小区里的慢充桩和城市中心的换电站并存,正是这个转型时代最真实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