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初春，毛主席来到上海造船厂视察，忽然注意到陪同的人群中有一个熟悉面孔，笑着走上前问道：“红色包打听？是吧！”

那人眼睛微红，颤声道：“主席记忆真好，我就是红色包打听！”

这人是谁？他做了什么事让主席一直记得他？这一切还要从他身上说起……

1931年初，上海滩巡抚房门外站着一个身高八尺、浑身肌肉的青年。

穿着笔挺制服，腰别警棍的警长皱眉，看着门外站着的青年：“王范！快点进来，我还有事要办，没时间和你耗！”

王范走进大厅，警长将制服、帽子和警棍给他便道：

“我们这儿，是维护上海滩秩序和稳定的界限，有一些闹事的贫民，直接打就行，打服为止。

如果遇上那些坐汽车的，直接通知我，不要擅自行动。你听清楚了？”

王范对这种行为非常不适应，十分看不起他们，觉得这和地主家护院没什么分别。

为了生存，他最后还是答应了，内心则更加坚定寻找党的决心。

经过他的不断努力，终于在几个月后和上海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

王范十分激动，当即表达想要进入党的决心。

考虑到党组织的隐蔽性和特殊性，同志们并没有直接接纳他入党，而是让他先进入一段时间的考察期。

王范白天利用职务之便，到处巡查，每每有什么风吹草动，他总是第一时间传递消息给地下党的同志，让他们早做准备。

王范的行为让地下党的同志动容，讨论决定，王范同志有资格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从事地下党活动。

在之后的行动中，王范十分慎重地对待组织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

在他的及时通知之下，使得同志们躲过一次又一次的搜查，并向上顺利传递重要情报，让党的损失降到最小。

王范也因此得到一个绰号，叫做“包打听”。

他知道这个外号后笑道：“就算是包打听，那也是‘红色包打听’！”

1931年6月的一天，王范接到了上级下发的一则特殊命令：除掉一名姓白的叛徒！

这人是原上海交通员，被捕后很快叛变，不仅供出多个隐藏据点，还当街指认地下党员，导致几名同志被捕。

因王范是新进党员，那人并不认识，所以特派他前去搜寻那人踪迹。

结合上级给出的情报，此人好色且贪财，拿到赏钱后第一时间去了四马路附近找交际花，王范推测出，他出现在这里的时间最长可能在晚上。

于是，王范牢牢记住那人长相，着重在银行和歌舞厅两个地方监视。

皇天不负有心人，还真让王范给逮住了。

他趁着夜色，悄悄换了制服，来到秘密据点。

王范一抹鼻子：“真不容易，终于逮着这个孙子了。”

一名戴着眼镜的男子惊喜道：“那我们赶紧通知上面。”

王范点点头：“在里面最少要待三个小时，最多待一个晚上，我事先看过，他的车已经开走了，估计是要在这里过夜。”

“辛苦同志了，要喝口水吗？”

“不了，我是偷偷换了制服溜出来的，如果消失的时间太长，巡捕房的人会起疑的。”

“那，再见，王范同志。”

王范第二天便在报纸上看到那个人已身死的消息，简直大快人心。

但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很快也遇到同样的境遇。

1932年4月的一天，王范像往常一样巡查，紧接着他就被国民党特务处的人打晕，带到监狱。

睁眼一看才明白，原来自己被人出卖了。

那人在沪中区委宣传部工作过，自己曾经往那里递过一次情报，有过一面之缘。

王范看见这人起就知道自己即将要面临的处境，他在党和自己安危之间选择了前者。

任凭特务处的人怎么给他上刑具，都咬死自己不知道。

王范的鲜血染红了地面，他身上皮肉开裂，被折腾得没有一个人样却依旧是那句话：我不知道！

最后国民党的人没有办法，将那个叛徒带来与王范对质。

王范将血唾沫吐到那人脸上：“我呸！不就是你调戏一个有夫之妇被我拦住了吗！你至于这么诬陷我！”

随即对拷打他的人说：“军爷！这人我就骂了他几句就诬陷我是共党，那别人踹他几下是不是就是马克思了？”

特务看向那名叛徒：“你和他说！”

那名叛徒看见王范浑身是血的样子直接都吓蒙了，体如筛糠，抖着声音：“我之前见过他，他就是四马路那边工作的地下党。”

王范一听，心知他对自己的情况了解不深，直接冷笑出声：“我是地下党？那你说我姓甚名谁，日常住所在哪里？可有什么其他朋友？”

那人被问住，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

王范抓住机会，讽刺道：“军爷，就这样的供词就说我是地下党，分明就是诬陷！”

特务没有证据，又不甘心就这样放走王范，将他关进监狱，转至南京关押，被判十年。

直到1937年叶剑英要人，王范才得以从监狱脱身，前往延安学习深造。

在延安的毛主席了解到王范的故事，觉得他性子刚直，对党忠诚，便记住了他。

在延安期间，他被编入警卫队，专门负责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抓获了很多隐藏在延安的特务，被评为“锄奸模范”。

新中国成立之后，王范被任命为上海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处理上海大大小小的案件，直到主席再次来到上海，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文｜白玫瑰先生
编辑｜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