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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氢能产业发展态势与供需体系重构

全球氢能产业的发展正从目标驱动的快速扩张转向商业条件驱动的结构性调整,未来数年,决定产业增速的不是宣布多少项目,而是多少项目能够获得稳定需求、形成可核验的低碳属性并完成跨价值链交付。2026年6月,国际能源署(IEA)在巴黎召开可持续燃料研讨会,将生物燃料、生物气、低排放氢、氨、甲醇和电子燃料置于同一政策框架下讨论。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分析氢能产业正在发生的变化:行业关注点正从产能目标和技术示范,转向需求、基础设施、融资、可核验的减排属性与商业交付之间的协同。对于氢能产业,这意味着行业已由以技术示范和项目宣布为主的阶段,逐步进入项目筛选、需求兑现和规则竞争阶段。本文聚焦产业总体态势、供给侧重构与需求侧约束。


全球氢能产业总体态势:从项目扩张转向商业闭环

总量增长与低排放转型并不同步

2025年全球氢气需求超过1亿吨,绝大部分仍集中于炼油、合成氨、甲醇等传统用途。新应用虽然增速较快,但基数很小,尚未实质改变需求结构。与此同时,全球绝大部分氢气仍由未减排的化石能源生产。

2025年,全球低排放氢产量接近100万吨;IEA预计,2026年其占全球氢气总产量的比例将首次超过1%。因此,近期转型重点应是降低现有制氢和用氢环节的排放,而不能仅以氢气消费总量增长衡量转型成效。

图1 全球氢气需求与低排放氢产量

全球电解水制氢装机在2025年翻番并超过4吉瓦,中国贡献了接近四分之三的新增装机。规模扩大和工程经验积累有利于降低设备与建设成本,但市场扩张慢于制造能力增长,电解槽行业,尤其是中国电解槽产业已出现价格竞争、产能利用率不足和整合压力。对装备企业而言,海外市场准入、长期性能数据、认证适配和本地化服务的重要性正在上升。

项目管线收缩反映质量重估

IEA预计,已宣布的低排放氢项目在2030年的潜在年产量约为2700万吨,较上一年度评估进一步下降。其中,已承诺项目对应的潜在年产量约为430万吨;若具备较强落地潜力的项目能够及时完成投资决策,合计潜在年产量可超过600万吨。另有约2200万吨潜在年产量面临投资决策时间窗口约束:若相关项目不能在2027年初前完成关键投资决策,可能难以在2030年投运。

项目延迟并不必然意味着产业方向逆转,更反映出行业正在重新评估高成本、需求不确定、许可复杂、融资风险和基础设施不足条件下的商业可行性。缺少稳定电力或原料、可信买方、必要许可及可执行交付安排的项目,更容易推迟投资决策。因此,不宜仅以宣布产能判断市场热度,而应重点观察最终投资决策(FID)、具有约束力的长期承购、许可、并网、融资及基础设施等可验证节点。

图2 低排放氢项目:从宣布规模走向实际落地能力

企业评估项目时,应同时考察融资可行性、目标市场认证准备程度和实际交付能力。这三个维度相互支撑,需要并行评估,并非依次完成的审批程序,也不意味着项目必然投运。具体应从目标市场倒推产品规格、可信需求、融资条件、全链条成本及适用规则,并通过资源与许可、合同与需求、认证与数据、基础设施等模块核查实际进展:

评价维度

核查重点

判断用途

融资可行性

具有约束力的承购、买方信用、价格与期限、融资条件、政策支持资格

判断现金流能否支持融资和投资决策

目标市场认证准备程度

排放核算边界、原始数据、可追溯性、核证及目标市场要求

判断合规属性是否具备充分证据

实际交付能力

储运或就地消纳、许可、基础设施衔接、终端用户与责任分工

判断产品能否按约定实际交付


区域格局更加分化

中国在电解槽制造、可再生能源工程和大型示范项目方面形成规模优势,但国内竞争加剧,市场从设备扩张向应用牵引和产业整合转变。欧洲拥有较完整的需求目标、碳定价和认证规则,但政策转化速度、许可、成本和基础设施建设仍制约项目推进。北美部分依托CCUS的项目已作出投资决定,但出口型项目对海外需求政策依赖较高。日本通过供应链支持和价格补差等方式推动进口项目,印度则通过炼化与化肥招标形成早期需求。

中东、北非、澳大利亚、拉丁美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具备可再生资源及出口潜力,但资源优势能否转化为可交付产品,取决于资本成本、港口条件、国内工业基础和买方信用。


供给侧进展:资源、成本与基础设施的重新组合

一体化项目设计日益普遍

许多大型可再生氢项目,尤其是面向出口或氢基衍生产品的项目,正在统筹电力供应、电解制氢、水处理、产品转化、物流与终端市场。这种全价值链协同不要求所有资产由同一开发主体持有或融资,而是要求各环节在技术接口、建设时序、责任分工和商业安排上相互匹配。可再生氢既可直接使用,也可在原料来源和市场条件具备时转化为氨、甲醇等产品。资源优势地区由此有望发展低排放化肥、金属等附加值更高的产品。

图3 低排放氢项目的全价值链协同

分阶段建设正成为控制风险的重要方式:项目先围绕已有需求或可签约买方形成首期规模,再根据政策、价格和基础设施扩展后续产能。

竞争指标从生产成本转向交付成本

低成本可再生电力决定了可再生氢的生产基础,但并不等于最终产品具有竞争力。项目完整成本还包括电网和储能、海水淡化或取水、压缩液化、氨或甲醇转换、储运、港口、保险、关税、认证、进口接收、裂解和终端管道。跨境项目如果仅比较"工厂门口制氢成本",容易高估资源国优势并低估进口端基础设施约束。

融资成本具有明显放大作用。绿氢和氢基产品项目资本开支高、建设期长,收入又高度依赖政策和承购,任何监管不确定性都会通过风险溢价反映到资本成本。稳定的长期承购协议、政策性担保、混合融资、出口信用保险和碳差价合约,可以分别通过稳定预期收入、分担投资风险或弥补成本差额等方式改善项目商业条件。这些工具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但都可能提高现金流的可预期性,降低风险溢价与融资成本,进而增强项目的可融资性。

基础设施成为产业速度上限

IEA统计显示,全球已宣布的新建或改造氢气管道到2035年超过4万公里,但仅约9%已运营或获得明确投资承诺;地下储氢项目的承诺比例同样很低。港口、储运和进口接收设施的建设周期往往不短于生产项目。

基础设施面临一个经典困境:如果完全等待市场成熟后再建设,会形成供需相互等待;如果过早建设,又可能面临利用率不足和资产搁浅。较可行的路径是围绕炼化、化工、钢铁、港口和交通走廊建设区域集群,共享电力、管道、储存、检测和安全资源。出口项目应在投资初期明确产品形态和终端用途,避免生产端与进口端基础设施错配。


需求侧进展:承购与应用决定产业上限

既有工业用途最具近期确定性

炼化、合成氨和甲醇是当前氢气消费主体,也最适合形成第一批低排放替代需求。这些场景具有连续负荷、集中用氢、现成设备和清晰产品市场,能够减少新建终端基础设施。IEA预计,到2030年,已作出FID项目中约250万吨低排放氢将在炼化和工业设施内部生产消费,占全球已承诺低排放氢产量的约六成。

钢铁、航运、航空和电力等新用途具有长期潜力,但商业条件差异较大。氢基直接还原铁需要稳定的高品质矿石、电力和氢源,并受到钢材绿色溢价影响;航运更可能先通过氨、甲醇等氢基燃料切入;在欧洲,航空电子燃料正受到强制掺混政策推动,但生产能力和长期承购仍不足;燃料电池交通近期更具商业化条件的场景主要集中于高利用率、固定线路和集中加注的重载运输。

承购数量不等于可融资需求

2025年,低排放氢新签承购协议涉及的年供应量约为170万吨,与2024年基本持平,其中约20%的新签量有较明确的合同承诺支持。谅解备忘录可以表达合作意向,但通常不足以满足贷款机构对价格、数量、期限、违约责任和信用支持的要求。即使已有约束性合同,项目是否具备融资条件,仍需结合买方信用、价格机制及其他风险安排判断。

行业需要区分意向量、框架协议量、附条件承购量和最终可融资承购量。技术可行性并不等于项目可融资性。

需求侧政策的价值在于把社会减排目标转化为企业可执行义务。配额、燃料碳强度标准、公共采购、绿色材料要求和最低使用比例可以创造基础需求;差价合约、生产溢价、税收抵免和消费者补助可以弥补成本差;需求聚合和政府支持的中介采购可以降低单一买方风险。有效政策往往需要"硬约束"和"正向激励"同时存在。

政策必须兼顾确定性与适应性

过于频繁地调整资格、额外性、时间匹配或补贴规则,会使已经按照旧规则设计的项目重新认证并延迟FID;但完全固定早期规则,也可能锁定高成本技术。因此,更合理的政策设计是保持长期目标、核心核算原则和需求方向稳定,同时为技术细节设置透明的评估周期、过渡期和祖父条款,使企业能够在可预期边界内调整。


小结

全球氢能产业的供需基本面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总量增长与低碳转型并不同步,存量灰氢替代是短期主战场;第二,供给侧正在从孤立制氢转向一体化交付,竞争指标从生产成本转向全链条交付成本;第三,2025年新签承购量中,仅约五分之一有较明确的合同承诺支持;具备约束力的承购也不自动等于可融资需求。既有工业用途仍是近期确定性较高的需求基础。


文章来源:国际氢能燃料电池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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