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纸公开招标公告，本应是盘活国有资产、激发民间投资的桥梁，却为何最终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合同纠纷与信访风波？2019年，浙江江山商人萧某明通过公开竞价，以远超前任承包商的优厚条件，获得了江山市张村乡老佛岩电站15年经营权。其投资基础，是招标公告中明确要求的“增效扩容改造”及电站蕴藏的“扩容潜力”。然而，在投入巨额资金进行设备更新后，他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审批无门”的政策陷阱：电站地处生态保护红线内，按规定“不得再扩建”，且项目至今未取得发改部门的立项审批。从2020年至2025年，从民事法庭到纪检监察部门，这场围绕“技改是否成功”、“租金如何计算”的拉锯战，不仅折射出基层政府在资产处置中的程序瑕疵，更拷问着地方营商环境的底线。随着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落槌，以及萧某明向浙江省及衢州市纪委监委的实名举报，这起由“未批先包”引发的投资困局，等待着一个公正的答案。

一、 高额对价中标：30万租金的定价依据何在？

2019年11月，江山市张村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张村乡政府”）委托产权交易中心，发布老佛岩电站经营权转让招标公告。公告中明确提到，该电站“具有一定扩大装机容量潜力”、“设备陈旧需进行技术改造”，并以此作为吸引投资的核心条件。

同年11月18日，竞买人萧某明以每年租金30万元及发电收入23%分成的条件（上一轮承包年租金仅为15.02万元）竞得该电站15年经营权。在萧某明看来，这笔高价对价的基础，正是基于对电站技改后发电效益提升的预期。

然而，萧某明在后续维权中提出质疑：这一远超历史水平的租金和分成比例，在招标前是否经过第三方专家论证？是否有可行性研究或财务测算作为支撑？ 他声称，自己从未见到任何关于30万元租金定价的评估报告或专家论证文件。张村乡政府作为招标方，未能提供该定价的合理依据，使得竞标人只能在信息不对称下“盲报”高价。

更为关键的是，招标公告虽提及“技术改造”和“扩容潜力”，但并未提供任何经专家评审确认的技改方案、预期装机容量或投资回收周期。萧某明认为，正是这种关键信息的缺失，导致他基于不完整的前提做出了投资决策。

二、 技术改造卡壳：未达980千瓦的损失谁担？

中标后，萧某明开始着手对老旧电站进行改造。他将装机容量从原有的400KW提升至约800KW，并投入了大量资金更新设备。然而，他始终未能达到张村乡政府此前提交的《报废重建初步设计报告》中所设定的980千瓦目标，更遑论招标公告中“装机不得低于1000KW”的要求。

萧某明在向纪委监委的投诉材料中指出，未能达到980千瓦以上，并非因其投入不足或技术失误，而是受到两重客观障碍：

政策红线：2023年9月，江山市水利局出具《情况说明》，明确老佛岩电站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不允许私自扩大生产规模，严禁任意改变用途”。这意味着，任何超出原有规模的扩容均属违规，无法获得审批。

自然条件限制：电站的集雨面积、水头、流量等客观地理条件，本身就难以支撑980千瓦以上装机的稳定发电。

他因此主张，自己为技改投入的资金（包括设备采购、安装、配套改造等）因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而形成了巨额沉没损失。而这一损失，根源在于招标方在未取得任何立项审批、未完成环评及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就向社会发出了“扩容改造”的邀约。

三、 司法拉锯：合同为何“遗失”？判决公式是否合理？

由于项目无法合法完成审批，且双方对租金支付条件产生巨大分歧，张村乡政府于2025年将萧某明诉至法院，要求其按原成交确认书支付2021年至2024年的高额租金及发电分成。

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极不寻常的细节：双方始终未能提供正式签订的《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原件。萧某明在投诉信中称，“毛乡问我要合同，说签合同后来合同没有了”，并质疑政府是否“理亏，故意把合同扔了”。这一合同遗失的事实，直接导致法院在审理中无法直接依据合同条款判断“技改成功是否为支付前提”，只能依赖招标公告、成交确认书及双方行为等间接证据进行推定。

2025年7月，江山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在判决中认定：技改成功是支付高额租金的前提，否则“显失公平”。同时确认“技改未成功”。

在具体金额计算上，法院采用了一套比例计算法：

2020-2022年（未实质技改）：参照上轮标准，年租金15.02万元，不计分成。

2023-2024年（部分扩容）：参考实际装机容量800KW与设计目标980KW的比例（约81.6%），将原定30万元租金乘以该比例，得出约24.49万元；将23%分成比例乘以（800-400）/980≈9.39%，得出约9.39%。

最终判决萧某明支付租金及分成合计81.36万元。

萧某明在上诉中提出，该公式并未充分考虑经营者的合理利润和生存权。他认为，政府作为发包方，在因自身原因（政策限制、审批缺失）导致技改失败的情况下，仍要求经营者按比例承担较高租金，违背了“保护经营者合法盈利”的基本原则。他反问：“政府要不要给百姓生存和盈利的空间？”

2025年11月，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终审法院同时指出，纠纷主因在于“张村乡政府在招标公告中载明案涉电站可通过技改增效扩容，后因政策原因无法获得正式审批”，但仍坚持认为实际发电量已提高，不能完全按旧标准。

四、 拖延与推诿：协商十余次无果，诉讼时效下的被动

萧某明在投诉材料中详细列举了与张村乡政府长达数年的协商过程：从2022年4月起，由乡里毛姓部长牵头，双方就租金、分成、补偿等问题进行了十几次当面或庭下沟通。他曾提出三个解决方案：

政府收回电站，补偿其投入1450万元；

继续经营至2034年合同期满，政府赔偿1000万元；

合同期满后续租15年，不另要求赔偿。

据其声称，政府最初曾表示选择第一个方案，但随后“后悔”，要求审计，之后又“摆手罢了”，始终未达成任何书面协议。

萧某明认为，政府的反复拖延和推诿，直接导致其错过了最佳的诉讼时效救济途径，也使其在长期无法获得明确预期的情况下，继续投入运营成本，损失不断扩大。他在举报信中痛陈：“我是百姓要生活的，政府官官相护，百姓太难了。”

同时，他再次质疑：为什么正式的承包合同会“遗失”？ 如果是政府方丢失，是否意味着内部管理混乱；如果是故意不提供，是否存在欺压当事人的意图？这一疑点，至今未得到官方明确回应。

结语

老佛岩电站的纠纷，是一起典型的因行政决策与政策红线“打架”而引发的民企投资悲剧。在这场漩涡中，作为个体的投资人萧某明，既承担了市场风险，也无奈承受了政策变动的不可抗力——更令人深思的是，他连一份完整的合同都未能持有，连租金定价是否经过论证都无法查证。

法院的判决虽在技术上力求公平，引入了比例计算法，但其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是：当一个投资项目从一开始就缺少合法审批、缺少专家论证、缺少合同保障时，司法只能在既有事实上做“修补”，而无法弥补制度性的缺陷。

政府作为公权力主体，在处置国有资产时，固然有保值增值的责任；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一个健康的营商环境，应当保护经营者的合理预期、知情权和盈利空间。当政府因自身程序违规或政策信息不透明导致投资者受损后，再以“按合同办事”为由追索高额租金，是否背离了最基本的公平与诚信？

萧某明仍在向各级纪委监委继续举报，他的诉求不仅是个人损失的赔偿，更是一个追问：招商引资不能成为“关门打狗”，政府决策不能“事前拍胸脯、事后拍屁股”。 这起案件的最终解决，或许将成为检验地方营商环境成色的一块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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