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加强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必须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滋养。王阳明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军事家，传统职业等级秩序的打破、心学体系凸显的道德哲学以及个人丰富的职业生涯经历，奠定了其职业道德观的生成基础。王阳明的职业道德观包括“至诚尽心”的基本规范、“良知为本”的伦理内核和“异业同道”的理想追求。在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中，要坚持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向中推动王阳明职业道德观的当代转化，着力以“心即理”唤醒新时代职业道德的主体意识，以“致良知”深化新时代职业道德的教育引导，以“事上练”促进新时代职业道德的实践养成。
关键词：王阳明；职业道德；当代转化

加强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必然要求。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与不断迭代，新兴职业呈现爆发式增长，而与之配套的职业道德规范则具有不完全同步性，因此必须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滋养。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为核心支撑，构建了以道德主体内在自觉为根基、以良知践行为路径的伦理框架，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职业道德观念，对于加强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提高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1 问题的提出2025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指出，要坚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职业道德建设，深入挖掘蕴含其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作出当代表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含着廉洁奉公、敬业乐群、诚实守信、义以制利等丰富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资源，不仅滋养了中华民族的古代行业文明，更以中华优秀传统职业智慧赋予了新时代职业道德“文化根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演进中，职业道德深深扎根于儒家礼义、道家谦和及法家规矩的文化土壤，融入各行各业的行规操守，成为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安身立命、行业传承、社会稳定的重要纽带。王荣发在《现代职业伦理学》中将职业道德定义为：“所谓职业道德，就是人们适应特定职业的要求所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总和及其表现在特定职业工作中的道德品质状况。”《纲要》中进一步将新时代职业道德的基本规范明确为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热情服务、奉献社会等五个方面，并强调要建立健全导向正确、时代性强、特色鲜明、切实可行的行业规范，为人们从事职业活动提供基本遵循。职业道德作为维系社会分工秩序、规范职业行为、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统一的重要伦理支撑，其建设水平始终直接关系着行业健康发展、社会公平正义与国家治理效能。
职业道德建设，总是随着社会文明进步和行业发展的状况向前发展。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以及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职业领域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专业化的发展态势，职业道德建设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据202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披露的数据，2025年全国共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3.05万人、起诉2.9万人，起诉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发行等证券犯罪418人，起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1190人，支持农民工提起讨薪诉讼2.8万件、追索欠薪13.5亿元，对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等犯罪行为依法立案侦查1372人。由此可见，从公共管理领域的权力伦理失范到企业经营中的诚信缺失，从民生服务行业的责任意识弱化到司法办案中的徇私舞弊，当前职业道德问题在有些领域时有发生，不仅严重损害了行业公信力与社会信任资本，更制约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深入推进。
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在市场经济利益导向的强力驱动下，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个人主义逐渐蔓延开来，诚信、责任、敬业等传统职业道德理念被弱化，效率、业绩、流量成为衡量职场价值的核心标尺，使得部分从业者陷入“重利轻义”的价值误区，将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职业活动的核心目标，忽视了职业本身的道德使命与社会价值。其次，各行各业的竞争日益激烈，职场内卷风气愈发严重，在高强度的竞争环境中，不少从业人员被迫在“守道德”和“求生存”之间做出选择，不得不把工作视为绝对的谋生手段，缺乏对职业的敬畏之心和深耕意识，进而导致道德认知与实践行为的脱节和背离。最后，由于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部分新兴行业的职业规范尚未健全完善，灵活就业监管亦存在相对滞后性，使得大量新兴职业行为处于职业道德约束的真空，亟须建立与之相匹配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推动技术能力与道德意识的协同培养，共同营造和谐向善的职业道德环境。
阳明心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瑰宝，其思想体系直指人心与道德的本质联系，强调了道德主体的内在自觉与实践品格，蕴含着穿越时空的伦理道德智慧。王阳明作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军事家，其以心学体系为支撑的职业道德观念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发展，而且也为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文化支撑。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王阳明心学中的职业道德资源，实现传统伦理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仅有助于破解当前职业道德建设困境，丰富新时代职业道德理论体系，更有助于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围绕王阳明的职业道德观展开系统研究，分析其生成基础和主要内容，并结合《纲要》要求探讨其在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中的转化路径，以期为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2 王阳明职业道德观的生成逻辑思想理论往往深深根植于时代土壤，并在实践中不断生长发展。作为“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圣贤典范，王阳明的职业道德观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语境、理论传统与实践经验，是时代需求、学术传承与个人体悟的有机统一。明朝中后期“士农工商”等传统职业等级秩序的打破，“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心学体系中凸显的道德哲学以及王阳明一生为官、为将、为师等丰富的职业生涯经历，共同奠定了王阳明职业道德观生成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
（一）时代背景：传统职业等级秩序的打破
自先秦起，职业群体便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并以“士”为尊，而工商业则一度被视为“末业”，受到官方的“重农抑商”政策的抑制。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活跃，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商业兴起迅速，使得商人、手工业者等群体的数量及其地位逐渐攀升，传统农耕社会结构因此出现松动。正如李鼎在《李长卿集》中记载，“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景象。经济物质上的极大富有，催生了商人等群体参与政治生活的需求和愿望，他们渴望自身的价值创造得到社会的认可，部分商人更是通过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借助“捐纳制度”谋取官职，直接冲击了“以士为首”的传统职业等级结构。同时，由于科举竞争的日趋激烈，大量落第士人开始转向商业、教育、幕僚等职业领域，例如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徽商等“儒商”群体，将“商”的职业属性和“儒”的伦理品质结合起来，开创了中国传统职业道德观的典范。“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王阳明肯定了商人的地位，认为商人只要心中有“道”，也可以成为圣贤。阳明的朋友和弟子中不乏商人、平民等群体，也为其职业道德观的产生奠定了独特的社会基础。
（二）理论渊源：心学体系凸显道德哲学
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主要由“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三大核心思想构成，依次构成了阳明心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并蕴含着良知见在、良知发用以及良知实现等三个道德哲学维度。其中，“心即理”思想强调了道德的主体性和先验性，人人皆有良知，人人皆有道德，且先天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知行合一”思想强调了良知和善行要在实践中方能达成统一，“知”是良知，“行”是善行，启示道德建设中要坚持认知与实践的辩证统一；“致良知”思想则强调了通过去除私欲遮蔽，恢复本心固有的良知，从而真正实现个体道德修养的身心圆满。同时，作为王阳明道德哲学思想的核心理念，“良知”代表了人内心固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判断能力，为加强主体道德建设提供了标准、动力和依据。在职业道德建设中，从业人员同样需要时常借助良知来审视自己的职业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是否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强调了从业者在职业活动的各个环节都应保持道德自觉，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可以说，阳明心学既为道德建设提供了传统的认识论、实践论和方法论指导，更为王阳明的职业道德观形成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三）实践基础：个人丰富的职业生涯经历
王阳明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政治家与教育家。王阳明一生历经官吏、将领、教师、考官等多种职业身份，先后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贵州修文龙场驿驿丞、南京鸿胪寺卿、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等职务，平息南赣长期匪患、宁王朱宸濠反明叛乱和两广及湖南少数民族暴乱，并在贵州、江西、浙江、广西等地兴办书院、讲学育才，这些多元化的亲身经历，为其职业道德观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无论担任何种职位，王阳明始终秉持廉洁自律、勤政爱民的职业操守，将道德修养与职业实践紧密结合。任庐陵知县时，王阳明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改革税制、平息民讼，提出“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体现了“明德亲民”的思想理念。在南赣剿匪期间，面对复杂的匪患局势，王阳明提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运用“攻心为上”策略成功瓦解盗匪，将军事行动与道德教化结合，并制定《南赣乡约》用以规范乡民行为，进一步强化了民间基层道德共同体建设。在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中，王阳明运筹帷幄、以少胜多，不计个人安危，成功挫败谋反叛乱，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彰显了“致君泽民”的职业理想。丰富的职业生涯实践，使王阳明的职业道德观既具有深刻的理论深度，又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能够为广大从业者提供切实可行的道德指引。
3 王阳明职业道德观的主要内容“君子之事，敬德修业而已。虽位天地、育万物，皆己进德之事，故德业之外无他事功矣”。王阳明认为，君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提高道德修养和发展事业。人生于天地之间，孕育繁衍万物，都是为了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所以在德业之外没有其他的事业和功名可言。同时，王阳明还将道德修养置于发展事业的前位，更加凸显了道德之于事业或者职业发展的重要程度。总而论之，王阳明的职业道德观构建了以道德为核心的从业人员行为准则，具体包含了“至诚尽心”的基本规范、“良知为本”的伦理内核和“异业同道”的理想追求。
（一）至诚尽心：职业道德的基本规范
“惟天下之至诚，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王阳明认为，只有以至诚之心去对待一切，才能够树立起天下的大本。其中“诚”即真诚、真心，是一种内在的、纯粹的本真状态，“天下之大本”指的则是道德的本原和人生的本质。王阳明还提出“故君子之致权也有道，本之至诚以立其德，植之善类以多其辅，示之以无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扩之以无所竞之心以平其气，昭之以不可夺之节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测之机以摄其奸，形之以必可赖之智以收其望。”他认为君子运用权力是有原则的，要以至诚之心为根本来树立自身德行，特别强调了执政者权力的正当性源于其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而非单纯依靠制度或武力的约束。
所谓尽心，即全然地认识并发挥自己的本心。“君子之学，求尽吾心焉尔……是故夙兴夜寐，非以为勤也；剸繁理剧，非以为能也；嫉邪祛蠹，非以为刚也；规切谏诤，非以为直也；临难死义，非以为节也”。王阳明认为，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尽到自己的本心，日夜操劳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勤劳；处理复杂之事不是证明自己很有才能；消除邪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刚正勇敢；直言诤谏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正直不阿；危难之时秉承道义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坚持操守。闻人邦允是王阳明的表弟，他在将到福建苍峡做官时前来与王阳明告别，并收到了王阳明的临别忠告：“夫以良贵为重，举职为荣，则夫人之轻与慢之也，亦于吾何有哉！”王阳明希望邦允不要因为不是科第出身就看不起自己，更不要因为官小而怠慢行事，反而应该以自己的高贵品德为重，以自己的职位事业为荣，尽心诚意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同时，即使在工作过程中遭受非议，也要做到坚守本心、尽到始终。“盖当进身之始，德业未著，忠诚未显，上之人岂能遽相孚信。故当宽裕雍容，安处于正，则德久而自孚，诚积而自感，又何咎之有乎？……使其已当职任，不信于上，而优裕废弛，将不免于旷官之责，其能以无咎乎”，在王阳明看来，即便不能被长辈和上级信任，也能够做到泰然处之、坚守本分。反之，假如有了责任和职位，却蒙骗上级、腐化堕落，就难免会出现渎职和犯错，便背离了自己的工作职责和道德伦理。
（二）良知为本：职业道德的伦理内核
王阳明用三句话重点阐述了良知的普遍性：“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强调良知超越了物种、等级、时间甚至空间等界限，存在于所有个体的内心之中。也就是说，无论是官吏、学者、商人还是农夫、工匠，都先天地具有良知这一禀赋和品质，并能够通过良知判断职业活动中的是非善恶。同时，他在《答顾东桥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拔本塞源”之论，强调“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在王阳明看来，即便是在街头田间从事农、工、商、贸等各行各业的普通人，都要学习圣贤的道德，并将“良知”作为其职业道德的伦理内核。
为官者要有“亲民”之德。王阳明所处的明代中期，社会动荡、政治腐败，官僚体系中形式主义和虚伪道德盛行，士大夫阶层普遍陷入空谈理学、脱离实践的困境。面对“近世士夫之相与，类多虚文弥诳而实意衰薄，外和中妒，徇私败公，是以风俗日恶而世道愈降”的官场乱象，王阳明多次提出为官者要“明德亲民”，既要廉洁自律以“明德”，又要推行善政以“亲民”。“各官务要视官事如家事，惜民财如己财，……费不扰民，而有节省之美，庶称保障之职，以副才能之”“各官务要诚爱侧袒，视下民如己子，处民事如家事，使德泽垂于方，名实施于四远”，王阳明为官期间经常要求属下各位官员务必诚恳仁爱，对待下民就像对待自己的爱子，处理百姓的事务就像处理自己的家事一样认真，爱惜人民财物就如同自己的财物一样，只有这样方能使自身的恩德垂于一方，名利广播四海。
为师者要有“正己”之德。为师者身正为范，树人必先正己。王阳明在《严师箴》中指出：“古之教者，莫难严师。师严道尊，教乃可施。严师维何？庄敬自持，外内若一，匪徒威仪。施教之道，在胜己私，孰义孰利，辨析毫厘。源之弗洁，厥流孔而。毋忽其细，慎独谨微；毋事于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诚，日惟自欺。施不以序，孰云匪愚。”在王阳明看来，自古以来教书育人最难的莫过于做一位严师。只有老师严于律己才能获得尊重，而后才能开始施教。作为严师，一是必须保持自身的庄重严肃，这种庄重严肃应该是表里如一的，不能只是徒有威严的仪表；二是在施行教育时，必须先战胜自己的私心杂念，对于什么是义什么是利，必须区分得清清楚楚，不能有丝毫的混淆，要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三是不能忽视细微的差别，应该谨慎认真、明察秋毫，不能只从事言传，还应该注重身教；四是教导学生必须发自内心、循序渐进，不能自欺欺人、盲目自大。
为兵者要有“安邦”之德。作为书生治军的典范，王阳明一生斩获军功无数，治兵经验颇为丰富。明朝中后期内部腐化、军纪涣散，许多兵卒常常与当地土匪勾结，甚至甘为后者充当间谍，导致地方匪患持续数十载而无法剿灭。“南、赣之兵素不练养，类皆脆弱骄惰，每遇征发，追呼拒摄，旬日而始集；约束赍遣，又旬日而始至；则贼已兖载归巢矣。”因此在治军过程中，王阳明不仅通过日常教化激发兵卒的职业道德意识，“宣以国恩，喻以虏仇，明以天伦，激以大义”，更是通过颁布军令约束兵卒的职业道德行为。他在《行岭北道申明校场军令》中严正声明，“各兵但有擅动地方一草一木者，照依军令斩首示众……在市买办柴米酒肉等项，俱要两平交易，如有恃强多占分两，被人告发，枷号示众”，明确要求各兵卒要严明纪律作风，爱惜地方和百姓财物，务必做到安邦利民、秋毫无犯。
（三）异业同道：职业道德的理想追求
我国最早的职业划分理念起源于春秋时期管仲所提出的“四民分业定居”，“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墅，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管仲不仅将传统职业种类进行了划分界定，更肯定了不同职业对于国家稳定的重要作用。“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骛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王阳明认为夏商周三代之后，孔子、孟子等圣学逐渐隐晦而邪说横行，学问和法术日益乖张，人们普遍迷失了本心，交往骛驰于利益，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甚至出现了羡慕士人而瞧不起农夫、荣耀官宦游侠而卑贱工匠商贾等认知乱象。
基于此，王阳明提出了“新四民说”。他在《节庵方公墓表》中写道：“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在王阳明看来，士人以修身治世为业，农民以生产粮食为业，工匠以制造工具为业，商人以流通货物为业，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资质和能力选择适合的职业，其目的都是为了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从而实现对社会有益的价值和贡献。这里的“道”即“万物同体”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士农工商等群体虽然职业不同，但其追求的道德目标是相同的，即社会繁荣和百姓安定。
同时，王阳明还进一步阐述了“异业同道”的实现路径，“效用者亦唯知同心一德，以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王阳明认为各行各业被任用的人要同心同德，共同努力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如果工作适合自己的才能，即使终身从事繁重的工作，也不会觉得辛劳，一生从事低下琐碎的工作也不会认为是卑贱，如此便能达到“天下所有的人都高兴，彼此亲如一家”的“大同”景象。王阳明关于“异业同道”的职业道德理想追求，不仅是对职业平等的呼吁，更是其“心学”思想在社会伦理中的延伸。他通过消解职业的身份等级，强调内在道德实践的统一性，为传统儒家思想注入了平民化、实践化的活力，并对明清时期的社会思想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4 王阳明职业道德观的当代转化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带来了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传统道德规范与现代职业需求之间产生着复杂的张力。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发展具有不完全同步性和不平衡性，职业道德的发展始终难以做到与职业的快速更新同步推进，进而导致职业道德缺位现象的出现，而最根本的应对方法就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寻求答案。《纲要》明确提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敬业奉献的职业风尚。王阳明以“心即理”“致良知”和“事上练”等心学理念为支撑的职业道德观念，不仅准确契合这一时代要求，更能够通过创造性转化，为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进而全面提升全社会的职业道德水平。
（一）以“心即理”唤醒新时代职业道德的主体意识
王阳明提出的“心即理”命题，是阳明心学得以成立的关键，明确了主体意识在认知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他常讲“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这里的“心”指的就是良知，即人的本心、本性。良知的普遍性在没有被主体认识并接受之前，总是表现出超验的特质，而当它内化为主体意识时，更渗入主体的意向、情感、信念之中，成为主体意识的内在构成要素。在王阳明看来，道德规范不是外在于法律和制度的强制约束，而是源于“人”这个主体自身的道德建构，人的本心是完美且纯善的状态，正是这一特质使其成为道德的主体。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王阳明提出将道德修养内化的思想，对于唤醒从业者的职业道德主体意识具有重要启示。当前，职业领域所倡导的劳动精神、敬业精神、奋斗精神、服务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等道德标准，从根本上来讲同样是从业者自身天生所具备的一种“不虑而知”的能力，并源于自我主体的道德自觉而非法律、制度等外界的约束。
《纲要》指出，要大力倡导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热情服务、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基本规范，使之融入人们日常工作生活，转化为广大从业者的自觉行动。在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中，应当以王阳明的“心即理”思想为认识论，唤醒广大从业者的新时代职业道德主体意识，通过自我觉醒激发内生动力，引导他们深刻认识到职业责任不仅关乎个人职业发展，更与他人福祉、社会进步紧密相连，自觉在内心深处矗立起一个内在珍视、确证、恪守的稳定的道德自我。例如，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导从业者认识到每一项工作都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相关，进而在日常工作中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在生产制造领域，引导员工认识到产品质量不仅关乎企业声誉，更关乎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进而在日常工作中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在应急管理领域，引导从业者认识到应急处置的每一个环节都关乎生命安危，进而在日常工作中勇于担当、主动作为。
（二）以“致良知”深化新时代职业道德的教育引导
“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王阳明认为，由于良知的发用容易受私欲的影响而被扭曲，所以圣人教人的第一要义便是教育引导人们克去己私，使其良知不受干扰扭曲并得以正常发挥，这便是“致良知”。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致”可以概括为三个要点，即“扩充”“至极”“实行”。一方面，“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扩充之极至于尽性知天”，即把良知扩充拓展到底，知善必为善，知恶必去恶，从知到行没有一点点不尽；另一方面，“须学以去其昏蔽”“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即实行去私欲，将人心中的好名、好利、好色等一应私心全部清除、纤毫不留。
此外，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还强调道德判断的个体性，即每个人应当根据自身良知的指引，在职业实践中做出符合道德准则的决策。只有广大从业者能够主动践行“致良知”，才能真正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建设环境。因此，在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中，要以王阳明的“致良知”理念为价值论，进一步扩充从业者心中的“良知”，引导他们自觉对标新时代职业道德基本规范，在日常工作中进行自我觉醒、自我判断和自我修正，并在复杂的职业环境中做出合乎道德的选择与决策。
《纲要》强调，要推动把职业道德教育作为行业教育、继续教育的重点内容，纳入用人单位入职培训、岗前培训和岗位轮训，不断强化从业者对职业道德的认知认同。由此可见，在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中，职业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正面启发和强化从业者内心深处的道德良知，引导广大从业者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广泛树立正确的劳动观、职业观、就业观。因此要坚持以“致良知”深化职业道德教育引导路径，构建“双向互动”的教育模式。一方面，尊重广大从业者的主体地位，鼓励其在教育过程中主动思考、积极表达，分享自己的职业经历与道德感悟，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启发，深化对“致良知”的理解与认同；另一方面，注重教育者与从业者的平等对话，使教育者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者，而是良知唤醒的引导者、促进者，及时解答从业者在职业活动中遇到的道德困惑，引导其在对话中唤醒良知、明确方向。
（三）以“事上练”促进新时代职业道德的实践养成
道德的本质在于实践，道德认知如果不能落实为道德实践绝非道德之知，更非基于良知而发乎外之道德认知。“如今一说话之间，虽只讲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间已有多少私欲。盖有窃发而不知者，虽用力察之，尚不易见，况徒口讲而可得尽乎？今只管讲天理来顿放着不循，讲人欲来顿放着不去，岂格物致知之学？”王阳明严厉反对将良知看作静态的事物，而是主张在不断实践中将其扩充到极致，强调“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同时，王阳明还反对空谈道德修养，认为真正的道德成长必须在具体事务的实践中得以实现。
当前，职业道德建设领域尚存在一定的知行脱节现象，正如王阳明弟子徐爱之问“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却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部分从业者虽然接受过职业道德培训，但在实际工作中仍存在敷衍塞责、缺乏责任感的问题。因此，要以王阳明的“事上练”理念为实践论，不断强化职业道德的实践导向，使从业者不仅在理论层面理解职业道德，更能在具体工作中践行职业道德。职业道德的实践养成是一个长期积累和不断改进的过程，需要构建系统化的实践育人体系，使从业者在“事上练”中不断提升道德实践能力，实现职业道德认知向职业行为的有效转化，从根本上破解知行脱节的现实困境。例如，在医疗领域，可以通过标准化病人情境训练培养医学生的共情能力；在司法系统，应加强青年法官在复杂案件中的道德判断训练。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和进步，数字化技术为“事上练”提供了新的实践可能。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现代技术手段，构建“情境化”的智慧训练平台，推动职业道德的智能化管理与实施，并通过人物画像、数据分析、案例研究等方式，进一步帮助广大从业者在职业实践活动中作出更加符合道德规范的决策判断。
5 结 语天下莫大于道，莫贵于德。王阳明的职业道德观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论等现实价值，不仅为新时代从业者提供了在复杂职业环境中坚守道德主体性的理论指引，更有助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理论的创新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职业道德理论体系。“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在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中，我们要坚持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相结合，既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也要深入挖掘和传承弘扬王阳明职业道德观等中华传统文化理论资源，并结合时代要求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不断增强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的时代性和实效性，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来源：《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