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的一个清晨，李鹏心怀沉重地走进了邓颖超的病房。这位伟大的女性，一生都在为革命奉献，如今却已近生命的终点。
邓颖超不仅是周恩来的坚强后盾，也是一位活跃在革命前沿的女性领袖。她的一生充满了无数为国为民奉献的故事，而她的遗嘱，更是透露了她对生与死、荣誉与责任的深刻理解。
1919年，邓颖超与周恩来的相识。在随后的岁月里，他们共同经历了无数考验，肩负起保卫祖国的责任，用他们的行动和牺牲诠释了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诚和热爱。在1934年以后的岁月里，红军与敌军的激烈战斗正在进行中。邓颖超和周恩来作为革命的一线指挥者，常常投身于战场的最前线。尽管二人身处战火，他们的相遇机会却极为稀少。在这样的环境下，二人的关系主要建立在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战斗目标上。
1941年，情况有所变化，邓颖超陪同周恩来留在皖南，共同面对当时的各种政治变故。
随后进入解放战争阶段，邓颖超的角色更加突显。她不仅继续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还担任了一个关键的信息联络点，帮助筛选和保护重要的共产党党员。在她的努力下，许多革命战士的家庭得以找到安全的藏身之地，从而有效地避开敌方的追捕。
周恩来晚年时，他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但邓颖超始终未曾离开。她不仅在生活上照顾周恩来，更在精神上给予他极大的支持和安慰。在周恩来卧病在床的日子里，邓颖超始终坚守在他的床边，直至周恩来的生命最后一刻。
周恩来和邓颖超共同度过了五十多年的风雨兼程。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曾写给邓颖超74封情书，虽然文字中未曾明说“我爱你”，但每一封信都饱含深情。
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邓颖超的工作重心也发生了转变。她将注意力转向了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邓颖超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帮助新政府在多民族国家中稳定局势，促进了各民族的和谐共生。
进入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时期，邓颖超再次证明了她的前瞻性和责任感。她积极参与了经济政策的制定和修订工作。她的贡献确保了政策既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又能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
邓颖超请求，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不要进行任何形式的医疗抢救。她认为，自己已经老了，当生命终结时，应让自然法则取其道，而不应浪费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资源。她认为那些资源更应该用来救助需要帮助的人。
邓颖超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1982年，意识到自己健康日益衰退，她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她委托杨德中、李琦等六位值得信赖的同志，负责处理自己病危时的各项事宜。在邓颖超看来，这些同志不仅是她生前的亲密战友，也是能够理解并尊重她最后愿望的人。
邓颖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坚决要求在其急需抢救时放弃治疗。她清楚自己的病情已无法逆转，延续治疗不仅会增加个人的痛苦，也会给组织带来不必要的经济负担。
1991年，她用白纸黑字写下了自己的遗嘱，明确指示这六位同志应严格执行其遗愿。邓颖超在遗嘱中表达了若遗愿未能得到履行，她将选择安乐死。然而，当邓颖超真正离世的时刻来临，即使是那些她最信任的同志们也面临了极大的道德和情感冲突。
在中国革命艰苦的岁月里，邓颖超不仅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还是一个激励和组织妇女投身革命的领导者。她深知，妇女的解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一环，因此她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这一伟大的事业中。
来自 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 天津市红色资源概览[M].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