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军授衔时，准兵团级干部多数获得中将军衔，但段苏权只被评为少将，并且总干部管理部给段苏权同志加了个备注，就是“暂授”少将。什么意思呢？难道授予段苏权少将军衔，还是有条件的？

红军时期段苏权当过师政委，解放战争中在东北野战军出任过主力纵队司令员。按照此等履历，评为开国中将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并且1952年全军干部定级时，他正担任志愿军空军第一副司令，卡标准定了准兵团级。事情发展到这里，倒还是合情合理的。

但55年正式授衔之前，他被追究了“历史问题”：红军时段苏权因故有过一段脱队经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无法完全自证，失去联系的几年是否完全清白，也就是有没有“通敌”行为。总干部管理部标注“暂授”少将，就是这么来的。按标准他可以是中将，但有个人历史待查证，所以先定为少将军衔，等查实情况后再做调整。

“暂授”这两个字，太压人了。将军会不会有情绪呢？显然是有的，也许军衔是小、名誉是大，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种不信任。有传闻说段苏权在集体授衔后，拒绝佩戴少将肩章，也不爱穿军服。这些传言未必是真的，但无风不起浪，段苏权在得知被评为少将后，心里并不太舒服。

在段将军看来，1934年自己之所以脱队，正是因为拼命执行贺老总交代的任务，才导致身体负伤无法行动。这是难以解决的客观情况，怎么能把这件事算作历史问题呢？段苏权感到很委屈，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事情还是要从当年重建黔东独立师说起。

段苏权本是红六军团政治部的一名下设部长，属于团级干部。1934年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会师后的红二、红六军团重建起黔东独立师，提拔段苏权当了师政委。这个师的实力比较弱，一共才700余人，里面还有不少伤病员。他们接下的任务也极端危险，不排除被“弃车保帅”。贺龙亲自嘱咐段苏权，要坚持与敌人周旋20天，为主力赢得时间。

接到命令后，段苏权很清楚难度巨大，但还是郑重地向贺老总做出死战承诺。结果在四川秀山县的一次战斗中，段政委脚踝不幸被击碎，经老乡李木富好心收留、救治，才活了下来。而独立师的其他同志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王光泽师长壮烈牺牲，七百多人的队伍，仅十几个人活下来并艰难找到大部队，黔东独立师的番号不复存在。

想起这些往事和牺牲战友，段苏权每每感到心痛。他的脚落下终身残疾，难以长途跋涉去找红军部队，只能先回老家湖南茶陵蛰伏度日。直到1937年国共正式合作抗日，他才暂时获得安全，乘火车到了山西八路军驻地，正式归队。距离他受伤失踪，已经过去3年时间，组织甚至为他开过追悼会。

这个时候，正值抗战初期战事激烈阶段，得知段苏权还活着大家都十分高兴。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段苏权重新回到前线，后来逐步成为热河军区司令员、冀热察军区司令员，执掌我军作战部队。解放战争中段苏权作为东野主力8纵司令员，参加了辽沈战役，贡献显著。所以就重归部队后的发展轨迹而言，段苏权没有落下太多，履历仍然是开国中将级别的。

但段苏权有一个特点，就是性格耿直、容易得罪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是志愿军空军副司令，1953年段苏权认为空军战报不够实事求是，夸大了中美空战交换比，公开质疑一些战绩。段苏权的做法，最后导致一些人受到处分，也引起了相关领导不悦。这件事，对段苏权的个人发展多多少少产生了影响。

比较明显的例证是，若真被质疑脱队的历史问题，怎么1952年还定为准兵团级干部？这个级别可不低。只过了几年时间，他却被“暂授”少将，名誉上弄得不清不楚。1952年不追究、1955年却要追究，这期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呢？当然也只是一种推论。段苏权建国后的最高职务，是解放军军事学院政委，1993年将军因突发脑溢血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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