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初，周总理派人到郭沫若家中传达了三点指示:“一、为保证郭老的安全，要安排专人24小时在郭老身边值班；二、郭老的房间和走廊要铺上地毯；三、请郭老从小卧室搬到大办公室去住。”
1926年5月，在广东大学，郭沫若首次听到周恩来的演讲，对他的思想和魅力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紧接着在6月，郭沫若在阳翰笙和李一氓的陪同下访问了周恩来的住所。
1927年4月12日的反革命政变后，郭沫若在李一氓家中向周恩来报告了国民党在江西的暴行，并建议周迅速离开上海。
周恩来在接受了郭沫若的建议后，也强调了尽快行动的必要性。
进入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国民政府在陈诚的领导下决定设立政治部，周恩来和黄琪翔被任命为副部长，而郭沫若则被提议担任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
虽然郭沫若担忧官僚体制将束缚他的言论自由，但周恩来通过解释政治部工作的重要性，说服了郭沫若接受这一角色。
1938年2月17日，周恩来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决定的坚定态度，并邀请郭沫若加入，最终促使第三厅的正式成立。
胡风的言论提出了中国缺少能与鲁迅相媲美的文化领袖的问题。
周恩来基于对郭沫若革命立场和文学才华的高度评价，向中共中央推荐郭沫若作为鲁迅的继承者。
中共中央随后确认郭沫若的这一地位。
1939年7月，郭沫若悲痛地送别了他的父亲郭朝沛先生。
在这一时刻，周恩来通过一副精心挑选的挽联表达了对老郭的哀悼。
1941年1月，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皖南事变爆发，震动了国内外。
周恩来的义愤与决绝通过他题写的诗作得到了传达。
郭沫若也不甘示弱，用诗歌表达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分裂行为的痛斥与悲愤。
皖南事变之后，重庆的政治环境愈发严峻，许多文化人士开始撤离这一火药桶。
尽管如此，郭沫若等人还是选择留下。
周恩来为了纪念郭沫若五十周年生日及其文化创作二十五周年，主动提议并推动了一系列庆祝活动。
1941年11月16日，成就庆祝的高潮，中苏文化协会举办了盛大的纪念会。
当晚，周恩来在郭沫若的住所内，为他举杯祝寿。
郭沫若的早期剧作《棠棣之花》经过整理后重新上演，并在《新华日报》上得到了专页剧评。
周恩来不仅关注到剧作本身，还亲自题写刊头，并参与讨论剧本的修改与演出。
周恩来对《棠棣之花》深情喜爱，他重复观看这部戏剧七次，并对其中“士为知己者死”的主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郭沫若在1942年元旦之后的创作热情高涨，他开始创作《屈原》。
在剧本创作过程中，周恩来不仅亲自登门探讨剧本问题，还提供了关于屈原作品背景和主题的深刻见解。
他认为屈原的遭遇与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迫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剧本完成后，周恩来对郭沫若的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尤其是剧中的《雷电颂》一段。
他认为这也是对国民党压迫的有力控诉。
周恩来还专门将两位主要演员带到红岩村，亲自指导他们如何更好地表达这段充满情感和文采的诗篇。
此外，周恩来对郭沫若的诗文剧本有着浓厚的兴趣，两人在分别时，周恩来经常通过信件询问郭沫若是否有新的作品。
1946年11月，国共和谈因国民党的行为而完全破裂，周恩来及中央代表团不得不离开南京返回延安。
在临别前，周恩来给郭沫若等人写信鼓励。
1966年动荡时期，社许多知识分子面临着严重的政治风险。
在这一年的8月30日，周恩来创建了一份重要的名单，称为《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在这份名单中，郭沫若被排在宋庆龄之后，位列第二。
1970年，当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正在酝酿之中，一些政治声音质疑郭沫若的资格，指责他在历史上的某些选择。
然而，周恩来站出来为郭沫若辩护，驳斥了这些非议。
后来，郭沫若遭到了尖锐的批评和不公的对待，他甚至被迫站立作为惩罚。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周恩来再次伸出援手，他派人前去探望郭沫若，并安排24小时专人值班、帮他搬迁至较大的住室，并派人在其居住的地方铺设地毯或胶垫以防跌倒。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郭沫若写了一首悼念诗。
郭沫若在诗中提到，如果没有周恩来的领导与帮助，他自己无法取得如此成就。
参考文献：[1]李斌.论马识途对郭沫若研究的贡献[J].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24(1):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