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早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就已经确立了专守防卫的和平发展路线,但从骨子里来说,日本政坛当中的右翼势力,其实从来没有放弃过重回所谓“军事大国”的执念。
即便当前日本经济已经在通缩低迷的泥潭里挣扎了三十多年,国内人口老龄化与民生债务问题也是积重难返,但日本某些政客的骨子里,依然保留着没有褪干净的扩军冲动。
在战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日本依靠和平宪法限制军备,集中精力把资源投向民用工业,逐步确立了汽车、家电、半导体等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然而随着传统发展红利逐渐消耗殆尽,日本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上的优势开始全面收缩,这种情况,对日本这样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的国家而言,几乎是动摇国本的挑战。
按理说,日本应当借助庞大的邻国市场,通过深化经贸合作与推进高新技术升级来破解本国的经济困境,但日本现任政府却偏偏将目光投向了危险的军工产业。
最近,日本防卫省联合经济产业省正式披露了一项重大动作: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当中,将“防卫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列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支柱。
为了落实这一目标,日本政府打算由官方牵头成立一家专门的法人机构,全方位扶持本土军工产业,不仅由政府财政出资帮军工企业搭建生产线、夯实研发基础,更要动用国家力量协助日本武器开拓海外市场。
与此同时,执政联盟当中的自民党与维新会也迅速达成一致,着手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运用指南,准备取消针对杀伤性武器等五类装备的出口限制。
按理说,日本这样一个资源匮乏、国土狭长的岛国,安安心心发展民用制造业才是最为稳妥的生存之道,但日本政府却执意要将军工与经济深度捆绑,这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极其现实的原因。
首先是传统民用工业遭遇严重瓶颈,执政当局试图借军工制造强行拉动经济。
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历经了漫长的经济停滞,原本领先的消费电子与半导体行业接连退潮,而作为日本制造业皇冠上明珠的汽车工业,如今也步入了内外交困的死局。
在北美方向,美国的高额进口关税严重挤压了日本车企在美利润,在中国市场上,由于中国新能源汽车与智能化产业链的爆发式崛起,日本传统燃油车在华份额急剧萎缩,甚至在发动机与电池等关键核心零部件上,严重依赖中国稀土等原材料的持续供应。
高市政府大概率是眼见常规经济结构性改革步履维艰,便开始打起歪主意,企图把军工订单当成刺激经济增长的一剂猛药,通过财政注资军工产业来强行推高工业产值。
其次是高额防卫开支引发了国内财政危机,官方急需利用“军工促经济”来粉饰扩军借口。
在右翼势力的强力推动下,日本防卫预算不仅打破了战后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一的默契,更是提前跨过百分之二的红线,到2027年度,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额飙升到了8.8万亿日元。
无法支撑如此巨大预算黑洞的日本政府,最终选择增税,想将扩军成本转嫁到日本企业和普通民众头上,但这种强行向纳税人掏钱造武器的行径,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强烈的民怨与反对浪潮。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防卫省才急急忙忙提出了“防卫与经济良性循环”的包装话术,给扩军打上“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标签,向国民描绘国防开支能反哺民生就业的图景。
但这种行为的本质,完全是政客为了掩盖财政掠夺精心炮制出来的政治障眼法。
除了经济层面的借口之外,这件事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彻底颠覆了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的底层逻辑。
长期以来,日本受制于宪法第九条和专守防卫原则,在制度上严格禁止向海外出口具备致命杀伤力的重型武器装备,
然而高市推行的政策意在解禁武器出口,这就说明日本右翼正在组建一个由军工财阀、金融资本、右翼政客以及防卫官僚共同构成的“小军工复合体”。
一旦这种利益链条固化成型,日本的内政外交政策势必会被军火订单彻底绑架,军工财阀为了维持高额回报,就必须源源不断地获取订单;而要获取订单,政客与安保部门就必须不断制造地缘紧张局势,炮制所谓的周边安全危机。
到了那个时候,日本将全盘撕毁和平宪法所维系的专守防卫原则,其整个国家也将不可逆地滑向战备化轨道。从外部环境来看,日本之所以敢在扩军备战的道路上频繁试探,很大程度上是在仗着美日同盟的战略庇护。
但美国强化美日军事一体化的本质,只是想把日本自卫队推到一线充当战术消耗品,美方绝不可能容许日本建立真正独立自主的高端军工体系。
日本同美国在军事上绑得越深,其丧失外交自主权的速度就会越快,最终的唯一下场就是沦为大国博弈的前沿棋子,所以说,无论日本政客怎样绞尽脑汁修改安保文件,怎样给本国军火工业松绑,都无法改变日本缺乏战略纵深、关键原材料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脆弱现状。
如果日本执迷不悟,非要把国家经济重新绑上战车,甘愿充当别国的遏华马前卒,那就别怪周边邻国拿出对等的反制手段,将其打入无尽深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