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

——《吕氏春秋·似顺论》

注解：

“仁义”是术；“性命”是体。此句没有教人们用仁义去约束性命，却说“仁义”是“通乎性命之情”后的自然产物。

儒家常说“克己复礼为仁”，强调的是后天修习。《吕氏春秋》则显然是吸纳了道家道法自然的神韵。

如果把仁义当作外在的规尺，去强行推行，那仁义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束缚人心的枷锁。真正的仁义是当一个人“通乎性命之情”后，投射在地上的影子。而影子无需刻意描画，身正则影正。

什么是“性命之情”？就是万物最本真的状态。那何谓“通”？就是当一个人放下功利的标尺之后，自然潜入自己生命之中的律动。

就像春草知道何时勃发，冬虫知道何时蛰伏。你也自然会知道自己的禀赋在哪里，他人痛苦的根源又在哪里。此时，你的一言一行，就天然带着悲悯与分寸感。

因为“义”即是“宜”，不过是在合适的时候做合适的事。当你“通乎性命之情”后，你做的每一件事，必然是最合适的。

世人行仁义，靠的是道德，是勇气。坚持下去，需要咬紧牙关。但这种坚持消耗极大，且非常容易沦为表演式道德。而“自行”意味着毫不费力，就像泉水涌出地面，水到而渠成。

当个体回归“性命之情”，社会就不再需要高喊提倡孝慈的口号，因为人人内在的良知已被激活。这便是将儒家的道德主体性植根于道家的自然本体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