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虽不富裕，但是每家都敢生三四个，甚至七八个孩子，而且都能健康成长。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在工业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策略。尤其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政府大力引进了若干国防工业和重工业生产线。
然而，这些生产线多为国外淘汰下来的设备，技术层次较低，生产效率不高。这些工业设备主要用于生产坦克、火炮等重型军事装备，然而，由于中国当时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些产品并没有外销市场，导致了产出与销售之间的矛盾。
政府在面对这种情况时，采取了转型策略。例如，原本用于生产坦克的生产线被改造为生产拖拉机。这种转型的初衷是为了避免让先进的工业设施闲置，同时也试图通过农业机械化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这种做法理论上是合理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了不少问题。
中国的地形复杂多样，大量的丘陵、山地和高原地区并不适合使用重型拖拉机。这种地形限制了农业机械的普及和有效应用，使得拖拉机在很多地区成了“摆设”。此外，拖拉机的运营成本也是一个重大问题。
当时中国尚未发现较为丰富的石油资源，燃油供应紧张，这直接增加了农业机械化的经济负担。而且，相关的维护和操作人员的工资发放，也是经济负担的一部分，这些都需要政府在决策时予以充分考虑。
由于这些转型政策并未完全顺利实施，导致了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在实际效果上，尽管政府试图通过调整生产线和增加工业产品的种类来消化产能，但效果并不理想。由此引发的经济压力和资源配置的失衡，成为了那个时代经济决策中的一大挑战。
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和工业结构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步伐，但也暴露出政策执行中的诸多困难和问题。这种由上至下的政策推动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因地制宜的灵活性不足，未能达到预期的经济效益。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决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策略选择和挑战。虽然这些决策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其实际效果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目标。
上个世纪中叶，面对着资源贫乏与国家发展的双重压力，政策制定者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来确保国家的生存与进步。这一时期，无外援、技术支持的困境中，政府决策层面对如何提高国家整体产值提出了挑战性的问题。
一个关键的策略便是通过增加劳动力数量来提高土地产出，即鼓励生育，尤其是在农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
那时，国家正处于建设初期，工业基础薄弱，对外贸易和资本积累都极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成了国家最主要的资产之一。但受制于技术和资本的缺乏，无法广泛使用现代化的大型农业机械，因此只能依赖人力来提高土地的产出。
这种依赖人力的决策导致了对高生育率的政策支持，以便增加可用于耕种的劳动力，从而提高农业产出，促进国家的原始积累。
此外，商品交换在当时也显得尤为重要。农产品通常在市场上的价值远低于工业产品。这种价值的不对等使得在农业与工业的交换中，农民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工业品价值的相对高涨和农产品价值的相对低迷，导致了农民收入的相对较低，这是国家在原始积累阶段牺牲农民利益的一个体现。然而，这种牺牲和奉献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奈选择，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尽管农民的直接经济利益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但这种通过增加人力来提升土地剩余价值的策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初步增长。
这种策略的背后，是对长远国家发展的考量，即通过短期的人口和劳动力增加，换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基础。
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领导层的确清楚地认识到，控制人口的增长可以提高人口素质，但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选择增加人口似乎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这种策略的实施虽然在短期内看似增加了对贫乏资源的竞争，实际上是在为国家的长期利益和持续发展做准备。
来自 (美)黄宗智主编. 中国乡村研究 第6辑[M].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