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性奴案很好的说明了什么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简单来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被害者因为各种原因，竟然对施害者产生了好感。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一种令人费解却又广为人知的心理现象。它指的是，在某些情境下，受害者对于加害者产生了好感、依恋，甚至同情、维护的复杂情绪。这种状态常常出现在人质事件、家暴、性侵等案件中，受害人与加害人长期共处一室，在高压和威胁之下，受害人为了自保，为了活下去，慢慢认同了加害人的一些想法，对加害人产生了不正常的好感。 这种综合症的提出，源自1973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起银行劫案。劫匪挟持四名银行职员作为人质，与警方对峙长达131小时。令人惊讶的是，人质获救后，非但没有怨恨劫匪，反而对劫匪产生了同情和好感。事后有人质甚至为劫匪做无罪辩护，还有人质后来与劫匪产生了恋爱关系。这种超出常理的感情，随后被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事实上，早在1971年，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Frank Ochberg就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并称之为＂共情型人质综合症＂。只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名称更广为人知和接受。Ochberg指出，在绝对的权力压迫下，受害者为了获得加害者的信任，不自觉地开始认同加害者，甚至将加害者当成自己获得安全的唯一来源。久而久之，受害者对于外界的感知被扭曲，同情心和依恋感被错误地指向了加害者。 这种机制有点类似于儿童期的＂认同诱拐＂。弗洛伊德曾提出，儿童期的自我常常通过＂认同＂父母等强大的他者来获得安全感。在危机环境下，成年人也会不自觉退行到儿童期的心理状态，将加害者当成父母般的保护者来认同，以换取生存。 当然，这种认同往往是虚假的、被迫的、易逝的。一旦离开了高压环境，受害人往往能认清现实。但是，类似洛阳性奴案这样的极端案例却显示，若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苦难环境中，受害者的自我意识可能被彻底瓦解，扭曲的依恋会愈演愈烈，甚至泯灭人性、沦为加害者的帮凶。 洛阳性奴案中，那些本是手足的姐妹，却在男性加害者的操纵下反目成仇、勾心斗角。她们争相讨好加害者，巴结成为＂大老婆＂，为了争宠甚至闹出人命。这骇人听闻的情节表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可能摧毁一个人的道德意识，让受害者成为帮凶、继续伤害其他受害者。因此这种心理状态绝非单纯的同情，而是病态的依恋，是受害者的悲剧，更是人性的悲剧。 洛阳性奴案就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极端案例。2022年，一名男子在河南洛阳市偏僻的村庄，以招聘服务员为诱饵，将多名年轻女性骗至一个隐蔽的地下室。随后，他以暴力威胁、限制自由等手段，将这些女性变成了他的性奴隶。 据调查，这名罪犯名叫李锦军，今年39岁。他从2009年开始诱拐女性，一度娶了其中一名受害者为妻，育有一子。他以招聘服务员为名，在商丘、周口等地发布虚假招聘信息。一些无知少女中了他的圈套，被骗到洛阳后，便被他用铁链锁在地下室里，遭受非人的折磨。 李锦军为了控制这些女孩，使用了极其残暴的手段。据受害人回忆，刚被囚禁的时候，她们每天都想着逃跑。但李锦军像变了一个人，动辄打骂，甚至强奸。久而久之，女孩们在高压和恐惧下，居然对这个施暴者产生了依赖。 更令人唏嘘的是，随着被骗女孩增多，地下室里上演了一出出宫斗剧。李锦军给了不同女孩不同的＂地位＂，引诱她们为了争宠而相互倾轧。有些早期的受害者，为了讨好李锦军，甚至帮他看守、虐待后来的受害者。在不足5平米的逼仄空间里，女孩们施展心机，使出浑身解数，争当李锦军的＂宠妃＂。 事实上，受害女性之间的勾心斗角、相互算计，正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集中体现。在长期与世隔绝的非人环境中，受害者的人格尊严、是非观念被彻底泯灭，成了施暴者的玩偶和附庸。她们巴结加害者、讨好加害者，内斗成了唯一的生存法则。在这种扭曲的关系中，受害者反而把同病相怜的伙伴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视其为争宠的障碍，甚至不惜以犯罪的方式除之而后快。 李锦军就是利用了受害者的这种心理，不断骗来新的女孩，在她们之间制造矛盾，躲在幕后看她们自相残杀。据报道，在他的地下＂后宫＂里，曾因女孩们争风吃醋而发生命案。一名怀孕的女孩，被其他女孩活活打死。如此冷血残暴的行径，简直令人不寒而栗。 这一幕幕宫斗惨剧折射出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可怕后果。它不仅让受害者对加害人产生病态依赖，更让受害者成为帮凶，延续、加剧了犯罪的恶果。洛阳性奴案中，那些深陷囹圄的女孩，固然是令人同情的受害者，但当她们泯灭人性、助纣为虐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人性的加害者。这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最堪玩味、最值得警惕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