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重庆，国民政府要员蒋中正、宋美龄、孙科、戴季陶和于右任等人等人在庆祝“新生活运动”七周年，桌上的饭菜以简餐为主，体现节俭。
新生活运动是一项旨在改变中国社会风貌和国民素质的重大社会运动，始于1934年的南昌，由蒋介石发起。该运动强调传统“礼义廉耻”的价值观，并通过教育和社会改革，试图在国内深化这些道德规范。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宣布启动这场旨在革新国民日常生活的运动，提倡“整齐、清洁、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这不仅在于个人的穿着和行为，还涉及到食、住、行等方面的具体改变。
政府部门，特别是警察局，在新生活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不仅负责监督市民是否遵守新的社会规范，如衣着整洁和行为规范，还负责执行诸如街面清洁等公共秩序任务。警察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显著增强，他们甚至介入了日常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场运动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的素质和社会的整体形象，但其采取的手段和思想基础也受到了一些批评。新生活运动混合了中国传统的礼教等级思想、国家主义、以及其他国家如日本和意大利的类似主义影响。这种混合并非无争议，它在思想上的复杂性使得运动在实际执行中遭遇了不少挑战和质疑。
尤其在社会高层推广中，政府对这一运动的宣传和执行手法遭到了社会各界的不同声音。晏阳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地警官彭警官和他的同事以其秃头特征被当地民众戏称为“双秃巡逻队”。他们的日常巡逻活动包括严格监督街面秩序，对违反规定的市民进行处罚，甚至涉及到对家禽的处理，如未能妥善看管的鸡鸭被打死，并在警察局中进行罚款。
此外，彭警官在执行新生活运动的初期表现积极，但随后逐渐放松了监管和宣传力度。在这一过程中，运动的某些措施在社会上引发了争议和抵触情绪，尤其是在对待市民私人生活方面的严格控制和处罚。
一次，彭警官因窃取一只鸡而引发了一连串的纷争，最终波及整个县政府，让人们对当时的法制和道德标准产生深思。
当彭警官在南门内张记酒铺门口发现了一只大红公鸡。他抓住机会，上前一棍打死了鸡，并高声宣称这是遗失的财物，以此掩盖其行为。
但他未曾想到，酒铺的老板并非普通人，而是与地下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怕他的权威。当老板与他发生争执时，张国恭趁乱将鸡夺回，引得周围人群哄笑。
这件事让彭警官的尊严受损，他誓要找回面子。未过多久他再次与张国恭有了交集。夏天，张国恭因天热而只穿短裤躺在家中凉板上。彭警官借口张的行为违反了“新生活运动”的规定，将其抓走。这一行为激起了张记酒铺对门县政府的科员浦先生的愤怒，他勇敢地出面抗议，却也被彭警官带走。
彭警官的这些行为最终引起了县政府的注意。当蒲先生缺席工作，连续两天未能出现在办公桌后时，县政府的秘书开始调查。得知真相后，秘书大怒，命令督察长立刻释放蒲先生，并且把彭警官关入留置室。尽管督察长试图平息事态，但蒲先生坚决不肯轻易离开，他要求对这种荒唐行为给出合理的解释。
这场风波在县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秘书最终不得不使用非常手段——点燃火炮，通过这种显著的行为来护送蒲先生回办公室。这一幕吸引了众多围观者，大家为蒲先生叫好，对彭警官的行为表示鄙视。至于张国恭他在伯伯的帮助下安全回家。
抗战胜利后，新生活运动因多种原因逐步停滞，1949年随着国共内战的结束和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这一运动在大陆基本结束。然而，1960年后，该运动的理念在台湾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形式得以延续。
来自 张昀京，李正伟，李响著. 近现代中国科普史初稿[M].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