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冯友兰选择留在北平，他不仅自己留下来，他还对弟弟冯景兰说道：“何必走呢？不管谁当权都要建设中国，知识分子都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一席话，让弟弟也留了下来。
20世纪初，冯友兰的求学之路从北京大学开始，之后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并于1923年成功答辩，毕业归国。
归国后，他没直接投身学术研究，而是先在开封的一所学校执教。
1934年，他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书中他提出，哲学应与时代同步进化。
他视自己的生命如燃料般，支持着中国文化的持续传承。
1941年，清华大学校庆之际，冯友兰的形象被记录下来。
此时，他已经是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的院长。
1940年代初，因抗战的影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迁至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
在这里，冯友兰不仅承担了教育任务，同时也献身于哲学研究和创作，期间完成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道》、《新原人》和《新知言》等六部重要哲学著作。
在西南联合大学任职期间，冯友兰坚信抵抗外侵是维护中华民族生死战。
在西南联大的岁月里，冯友兰的教学特点也逐渐被学界所熟知。
任继愈，曾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国家图书馆馆长，他提到冯友兰讲课时条理清晰，即使语速缓慢、声音平和，却能深刻地影响学生。
此外，冯友兰主张学术自由，反对行政干预学术讨论。
迁至北京后，冯友兰继续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传授知识，坚持亲自给本科生讲课，不惜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抽出时间，每周准备并讲授两小时。
20世纪80年代，他与学者陈鼓应有过深入的学术探讨。
冯友兰坚信，中国文化能够复兴，并且在全球文化中放射出独特的光芒。
1956年冬天，冯友兰与家人在北京大学燕南园的住宅前合影。
冯友兰在哲学领域的执着始于年轻时期，他的生活轨迹和哲学思考常常交织在一起。
二战期间，冯友兰和一群学者从长沙经越南前往昆明。
一次，车队经过木兰关，司机特意提醒大家将手收回车内。
然而，冯友兰沉浸在深思中，未能及时反应，结果导致手部骨折。
动荡时期，有一次，他的妻子包饺子，冯友兰却因过于专注于思考而无意中坐在了饺子上，连察觉都没有。
即便到了85岁高龄，他仍旧每天在书房工作，尽管视力几近丧失，他的脑海中仍清晰地存储着中国哲学数千年的发展脉络。
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冯友兰因健康问题丧失了行动能力，甚至吃饭也需要帮助。
一次心脏病发作后，他在医院病床上仍旧表达了对未完成著作的关注。
他的女儿宗璞对此感受颇深，她认为，只要他的著作尚未完成，他的生命就不会轻易离去。
1990年，在北京友谊医院的病房中，冯友兰逝世，享年95岁。
至死时刻，他的床头放着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
唐河冯家，其故事不仅仅限于冯友兰一人。
冯友兰的父亲，冯景兰，早在20世纪初冯友兰的堂姐冯钟蕓其著作在文学界颇受推崇。
冯友兰的女儿，宗璞，承袭了家族的文学传统。
她的姑祖母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她的诗作《梅花窗诗稿》在文人墨客中广为流传。
而她的姑妈冯沅君，则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先锋女作家。
冯友兰本人在北京大学的燕南园57号拥有一处书房，名为“三松堂”。
他的女儿宗璞常常在此处沉浸在父亲遗留的书籍中。
宗璞虽然未能立即考入清华大学。
两年后，她顺利转入清华大学，继续在外语系深造。
宗璞的堂姐夫任继愈，是一位国学大师。
在晚年，宗璞对父亲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冯友兰生前曾为家中女性赋诗，宗璞成为了冯友兰晚年的重要支柱，不仅担任其秘书与管家，还是他的医护人员。
冯沅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研究生，她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
她与鲁迅、庐隐（黄人杰）、凌叔华、谢冰心并称。
冯沅君在上海认识了陆侃如，1929年，她向哥哥冯友兰表达了与陆侃如结婚的愿望。
尽管冯友兰最初持保留态度，但在蔡元培和胡适的劝说下，他最终同意了这桩婚事。
婚后，她虽然淡出文坛，但她和丈夫共同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
在冯沅君的家族中，她的母亲吴清芝作为曾任女子学堂校长的才女，吴清芝对女儿的教育有着独到的见解。
冯友兰与任载坤的结合，同样不受父母之命的约束。
任载坤的家庭背景虽复杂，但她的父亲任芝铭是辛亥革命的支持者，提倡妇女解放。
婚后，任载坤完全投身于家庭。
参考文献：[1]胡慧莲.论冯友兰家本位的孝道诠释[J].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24,44(5):2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