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爆发，这时候蒋介石都发表“庐山谈话”，宣布全民族抗战了，胡适还在拖老蒋的后腿，在庐山谈话上，胡适还在替日本人做说客，劝蒋介石“再做一次和平的努力”，来“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50年和平”。这个时候，七七事变都发生了，日本人都打到头上来了，明摆着要灭亡中国了，胡适还在“谋求和平”？这不是劝老蒋“和谈”，而是在劝老蒋“投降”。
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胡适是一个复杂且争议性的人物。他的言论和行为，尤其是与日本的关系，常常引发广泛讨论和批评。
胡适的政治哲学深受现实主义影响，这一点在他对待中日关系的态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30年代，中日两国的紧张局势日益升温，胡适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常常被认为是“亲日”或倾向于对日妥协。
他认为，鉴于当时中国内部的分裂和弱势，与其激化矛盾导致全面战争，不如寻求通过谈判和部分妥协来争取时间，为国家的内部建设和强化创造条件。他反对激进的抗日言论，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与日本进行和谈，以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
然而，胡适的这种策略被一些人批评为过于软弱，甚至有损国家主权和尊严。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的这些观点更是遭到了激烈的反对。
尽管如此，胡适在战争爆发后的表现说明他对抗击日本侵略的坚定态度。作为驻美大使，胡适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寻求支持，为中国争取了大量的国际援助。
关于胡适的另一项争议集中在他的社交圈和个人关联上。胡适曾是低调俱乐部的一员，该俱乐部包括一些后来成为汉奸的政治人物如汪精卫和周佛海。因此，有观点将胡适与这些投降派划上等号，认为他的政治立场可能有倾向于妥协甚至投降。
然而，这种观点并不充分考虑胡适在抗战中实际所扮演的角色和他对于中国未来的真实设想。
胡适的国策观点，尤其是他对救国运动的看法，说明了他的深思熟虑和前瞻性。在《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中，胡适批评了简单的情绪化抗争，认为救国是一个复杂而长远的过程，需要的是实际行动和全面发展，而非空洞的口号或极端的牺牲。
他提倡的是一个稳健的发展道路，强调实用主义和逐步进步，这些观点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颇具争议性。
1933年，他在《申报·北平的通讯》中的发言特别引人注意，他提到了“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一说法。根据胡适的解释，这并非是一种顺从的姿态，而是一种反讽。他指出，除非日本能够停止其侵略行为，否则永远无法真正“征服”中国。这种表达方式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直接的批评。
胡适的这段言论实际上是对英国剧作家萧伯纳先生的观点的回应。萧伯纳先生曾于2月24日向胡适表示，日本不可能通过暴力征服中国，除非每一个中国人旁边都站着一个日本警察。胡适将这一观点进一步扩展，提出了“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概念，他的意图是强调，真正的征服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停止侵略，赢得心理上的理解和尊重。
尽管胡适曾试图通过对日本的警告和建议来寻求和平途径，他也意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已经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和深刻的仇恨。1933年3月19日，他在《独立评论》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认为仇恨虽深，但也许正是心理转变最为容易的时刻。他强调，只有日本彻底悔改，停止侵略，才是真正征服的方法。
胡适作为驻美大使，胡适后来更是积极从事外交工作，试图通过争取美国的支持来对抗日本侵略。他的外交努力和对抗战的支持表明，尽管他在战争初期可能对日本的自由派抱有一定幻想，但他对于战争的态度是明确且坚定的。
通过这些言论和行为，胡适展示了他作为知识分子和外交官的多重身份。尽管面对批评和误解，胡适仍试图通过其影响力来为中国人民的未来争取更多的理解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