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浩公律师事务所 刑事研究院 文章/张扬

一、新闻事件

近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起诈骗案件的案情。2019年，吴先生通过交友软件结识了刘某，刘某虚构某医科大学老师人设并伪造证件，于2020年和吴先生确立网恋关系。其后的三四年间，刘某以患有抑郁症需要医药费、买房缺钱、甲状腺癌治疗费等理由，向吴先生累计借款约85万元。

2023年6月，吴先生开始催促刘某还钱。次月，一个自称是“刘某父亲”的人给吴先生发送短信，说刘某因为抑郁症已经离世，并附了一张刘某用手机备忘录写的“遗书”截图，显示刘某欠吴先生85万余元，嘱托父母将房子卖掉后还清欠款。

吴先生赴重庆奔丧，但“刘某父亲”以尸体已火化、无法举行葬礼为由，进行推脱，并以刘某丧葬费、继承公证费等理由继续向吴先生借钱。2025年6月，吴先生报案，1个月后，诈死的刘某落网。

经查，刘某患病、买房等借钱理由均为编造，为逃避还款，刘某又虚构了“刘某父亲”身份和自己因抑郁症离世的故事，并冒充“刘某父亲”继续向吴先生借钱。

除去已归还的部分金额，刘某涉案金额总计81万余元。前海蛇口自贸区检察院依法对刘某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

二、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罪】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三、法律知识学习

本案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的成立需要满足四个要件：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且被害人遭受损失。

刘某的行为完整地契合了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首先，刘某虚构了医科大学教师身份并伪造证件；其次，她编造了抑郁症、甲状腺癌、购房等虚假借款理由；再次，吴先生正是基于对这些虚假事实的信任，才在数年间陆续转账约85万元；最后，刘某将骗取的款项据为己有。法院认定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这一认定于法有据。

本案的一个重要法律问题在于：刘某与吴先生之间存在“恋爱关系”，且刘某在借款后曾部分还款，这些因素是否会影响诈骗罪的认定？

实际上，婚恋关系中的财物往来常夹杂情感因素与信任基础，罪与非罪的判断需穿透表象。区分民事借贷纠纷与刑事诈骗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借款人确实具有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仅因客观原因无法按期还款，则属于民事纠纷；但如果借款人从一开始就虚构身份、编造理由，且将款项用于与借款用途无关的消费，则应认定为诈骗。

本案中，刘某从交往之初即虚构身份、伪造证件，所有借款理由均为凭空编造。更关键的是，当吴先生开始催款后，刘某并未积极筹措还款，而是编造“诈死”谎言、一人分饰两角继续行骗。这一系列行为充分证明刘某自始不具备还款诚意，其“借款”实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行为。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定罪量刑，正是对刑民界限的准确把握。

四、案件引发的社会思考

这起案件折射出网络交友时代一个深层困境：在虚拟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身份信息高度不对称，信任的建立缺乏现实社交中的多重验证机制。刘某仅凭虚构的“医科大学老师”人设和伪造的证件，就能在数年间骗取吴先生85万元。这并非孤例——类似案件中，有女子利用变声软件虚构“医生”和“海外经商”两个男性身份实施诈骗；有60岁男子自封“武汉医生”同时与三名女子“恋爱”骗财。网络空间的身份可塑性与信息不对称，正在被不法分子系统性地利用。

本案的另一层深意在于，刘某之所以能屡屡得手，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恋爱关系”这一情感纽带。在亲密关系中，人们往往更愿意相信对方、更少质疑对方的诉求，这种情感信任恰恰成为诈骗的突破口。从“患有抑郁症需要医药费”到“甲状腺癌治疗费”，刘某不断以“病痛”博取同情；从“买房缺钱”到“丧葬费”，她将借款理由包装成“人生大事”。这种“情感绑架”式诈骗之所以频发，根源在于社会对亲密关系中经济互助的默认与宽容——人们羞于在恋爱中谈钱、谈契约、谈风险，这种心理恰恰被不法分子精准利用。

本案向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以婚恋为名实施诈骗，不会因为“恋爱关系”的外衣而逃脱法律制裁。无论是虚构身份、编造理由骗取财物，还是事后诈死、冒充家属继续行骗，只要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都将面临严厉的刑事处罚。正如法院所认定的，刘某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最终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